『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