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又是谁说的？我可没有说过。”
“可是，如果他没死，那么就是还活着。”
“当然了，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杰里柯先生从容地说，“这是无可争辩的。”
“可是，这似乎没什么启发性。”我大笑道。
“是啊，通常来说，无可辩驳的事实皆是如此，”他说，“一般说来都是极为平常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一项已知的陈述来说，它的正确性总是与其普遍性成正比的。”
“或许是这样吧！”我说。
“确实是这样的。以你的职业举例，你可以十分肯定，在一百万个二十岁以下的人当中，大部分都会在达到某个年龄之前，因为发生意外或者疾病而死亡。然而，如果从一百万个人里头挑一个个例，你能预知他会如何吗？这是没办法估计的，也许他明天突然就死了，也许他会活到一百岁，他也许会死于伤风或者手指割伤，或者是从圣保罗教堂的十字尖塔跌下摔死。对于特定例子，你无法作出任何预测。”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坦言道，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似乎离约翰.伯林汉的案件越来越远了，于是我尝试着绕回到主题上来。
“这件事真是有些蹊跷啊！哦，我说的是关于约翰.伯林汉失踪的事。”
“有什么奇怪的？”杰里柯说，“人失踪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当他们再度出现的时候，总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事发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可疑的。”
“哦？怎么可疑？”杰里柯接着问道。
“我说的是他从赫伯特先生屋中失踪的方式很可疑。”
“怎样的方式？”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啊，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那算不算得上可疑呢？”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离开了。”我不假思索地加了一句。
“是啊，”杰里柯继续道，“如果他没有离开，那么他就一定还在那儿。而如果他还在那儿，那么又何来失踪呢——根据常理推断应该是这样的。既然他根本就没有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没什么可疑的了。”
我大笑起来，可杰里柯却还是一脸肃静，依旧透过他的眼镜将我上下打量着。作为律师，他的好辩与谨慎达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而他特有的幽默气质以及那带着夸耀意味的拘谨态度，更激起了我要拿各种古怪的问题来刁难他的兴趣，而且越冒失，就越是过瘾。
“我想，”我说，“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对于赫伯特先生提出的用来换取申请死亡认定的建议，你恐怕很难接受吧？”
“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他问。
“正如你刚才所说，约翰.伯林汉先生是否死亡，你也无法确定。”
“哦，先生，”他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要是这个人的确还活着，那么我们肯定无法申请死亡认定。然而就算他真的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无法申请死亡认定。因为对于一个确凿的事实来说，是不需要申请任何认定的。律师职业之本便是寻找不确定性的因素。”
“但是，”我追问道，“要是你真觉得他或许还活着，那么我很难相信你会贸然去对他申请死亡认定，并且分配他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杰里柯先生说，“我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会完全遵照法院的判决来办，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但是法院很可能会作出他已经死亡的认定，但实际上他还活着。”
“不，倘若法院裁定了他的死亡，那么他一定是已经死了。当然，也有可能事实上他还活着。但是从法律程序上和执行遗嘱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已经死了。这两者的差别，你压根就没看出来吧？”
“嗯，是的，我没看出来。”我回答道。
“唉，这是你们职业的通病，因此几乎所有的医生在法庭上都很难扮演称职的证人角色。从科学观点和法律的观点看问题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总是会凭借自身的知识来进行观察和判断，而往往忽视证据的重要性。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一只眼睛瞎了，你会相信吗？当然不会。你一定会用仪器来检查他的视力，当发现他的两眼视力都非常正常的时候，你就会认定他的一只眼睛并没有瞎掉。也就是说，你是通过自己的求证将他的证言否决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