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山很高，家乡的天空蓝，家乡的景色很好看，但家乡的人们日子很艰难。
爷爷很爱我，奶奶很爱我，可爷爷奶奶无论怎样地昧旦晨兴、披星戴月，也还是无法摆脱穷困，我们三人的日子依然是紧巴巴的。
爸爸给我娶后妈时，盖新房所欠下的债还没还清，为爸爸死后下葬，爷爷奶奶又背上了新债。
山大，但荒凉，并不能从山里找出什么值钱的物产来，加上那时交通不便，要把东西运到镇里集市上去卖，都是件极其麻烦的事。
听爷爷说，在他小的时候，大山里饿不着人。那时人口稀少，生活在大山的农户，就是不种地，也能四季有收获，养活一家人。
那时的山里野猪、野兔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人们，靠打猎，一年到头也不缺少肉吃。山上四季有野果，林中有葛根、山药、魔芋、山芋等可供山里人吃。每年春秋两季，挖不完的竹笋。
以前大山里还到处能采到中草药，如黄连、金银花、大青叶等，加上那些吃不完的东西，都可以驼到山外去换钱。
滔滔涪江水在大山之间奔流，江中鱼虾鳌蟹取之不尽。涪江两岸，大自然向人类慷慨馈赠，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爆发式增长，向大自然索取的方式也开始变得异常凶猛。进入农村合作社以后，穷苦的山里人夜以继日地在大山里、涪江中，穷尽心机弄吃的，大山日渐荒凉贫瘠。
大山里空了，涪江中渐渐也难捕到鱼虾鳌蟹。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见爷爷对着门前的大山叹息，感叹家乡这片连绵雄浑的大山，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
长大以后，我离开家乡十余年，再次回到故乡的大山里时，仿佛看见爷爷生前描述的大山该有的模样，又渐渐复现了。更想不到的是，山里的日子，还让我小有名气，可不知道算不算光耀门楣。
爸爸死后，我从没见爷爷歇息过片刻，就连抽旱烟时，他都争分夺秒地猛吸几口。
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布在山上，有些地离家好几里路远。山陡路险，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带着我，要把这些地都种好，几乎要天天从早忙到晚。
遇上天旱的年头，还得到山涧挑水去地里浇庄稼。下种以后长出苗了，又要经常去地里拔杂草。
小的时候，我一直很纳闷，为何庄稼那样的精心呵护它，但产出的粮食总是填不饱肚子。杂草没有人播种它们，更没有浇灌它们，可它们总是疯一般的生长，搞得农民要不厌其烦地清理它们。
多年后我进城打工时，知道繁华都市里，有很多如杂草一样的人。
他们就像杂草祸害庄稼一样，祸害着这个社会，可他们也像杂草一样，疯一般的生长，很多还长得枝繁叶茂、膘肥体壮、风生水起，遍布繁华都市的角角落落，甚至他们才是繁华的主角。
也或许因为我从小就拔杂草，在繁华都市里，我这样一个少女，面对那些诱惑，终究没有让自己堕落成社会中的一棵杂草。
大山里的水田特别少，而且都在山沟沟的底部，如扯碎的破布条散落在涪江两岸。
水田离家特别远，只有非常窄的陡峭小路通往，一下一上很费劲。山里人没法嫌弃路远又险，水田产稻谷，不种水田，就没米。
直到我十四岁进城打工两年后，重压在农民肩上的两座大山——农业税和提留款，才正式取消。
荒凉贫瘠的大山里，人口稠密，每家每户分到的田地本就不多，在近乎原始的耕种方式下，收成也极其有限。可每年用收成抵扣农业税和提留款，就得去掉收成的近半，剩余下的次等收成，难以填饱肚子。
爷爷奶奶白天几乎都在田地里忙碌，五岁的我也要紧随帮忙。
山里没有电，靠昏暗的煤油灯照明，奶奶做些缝缝补补的家务活，爷爷就得编一些竹筐子等农家能用的物件，又或是做些家具。
没隔几天，爷爷便让骡子驼着他做的那些物件，到镇上集市里去卖，也换不来几个钱。
山高路远，紧赶着往镇上走，也得近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爷爷从早上出发去赶集，回来时几乎都已经是黄昏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