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天她站在操场上，风很大，很冷，冷得腿发抖，脱丝袜的时候手指一直在僵硬发抖。
脱内衣的时候她犹豫了很长时间，邓华就在镜头后面站着，不说话，只是举着手机。
她每一个动作都是被沉默逼迫着完成的，贴淫纹时她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图案，只觉得那个胶布的触感像在她小腹上烙一块耻辱的标记，举牌子是最后一步，举之前写了七八块纸条，邓华都扔了，说字不够大不够歪，直到她写到第九块牌，邓华才说“这块行”。
视频里举牌那几秒她脑子里是空的，已经完全没有了想法，只剩下一种冰冷的、被打碎之后的服从。
“我当时必须答应。他说如果我拒绝，他就在班级群里发聊天记录，说他看到你偷了办公室电脑里的期末试卷。他没有证据，但他的原话是，没证据也能让你儿子在实验中学待不下去。”
“我没有偷过试卷。”我盯着妈妈的眼睛，重复了一遍：“从来没有。”
“我知道。”她把手伸过餐桌，轻轻握住我的手，“我当时就知道你没有。但你想想谁最清楚你和试卷的关系？你在考场上不知道谁偷了试卷，但别人知道。以后老师随手抽卷子时多看你一眼，同学们背后说句闲话，不需要证据。”
第二次邓华故技重施，又偷了一次卷子。
成绩出来后他又是第一，依然高得离谱。
这次私下提的要求比上一次更过分，更加突破底线，她说到这儿时声音彻底卡住，低下了头。
沉默了十几秒，妈妈把围裙下摆往两腿之间死死按下，指节发白，抓住布料的动作像在捏自己身体上某块看不见但还在发痛的组织。
松开手，妈妈深吸一口气抬头看我，眼圈已经红透了，但依然没哭。
“那段时间我每次洗澡都会把全身狠狠地搓一遍，搓到皮肤发红，有时候搓到肩膀和腰上一道道的红印第二天还消不掉。我觉得自己脏。”她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干净利落地咬了出来，像是在说一件自己需要直面的旧伤疤，而不是在博同情。
她说在邓华第二次提完要求之后，她每天尽量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锁上门，拉上窗帘。
她不想看到学生在走廊上的笑脸，不想在教师办公室偶尔被年轻同事们讨论时被人问一句“刘老师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她怕邓华来敲门，也怕别的学生来讨教问题时看到邓华从自己办公室走出来。
还有更复杂的一种怕——她不让我晚自习后在教室等她，那段时间她老让我先回家自己泡面吃。
不是她不想面对邓华，是不想面对我。
她怕我看到她脸上那种被反复强迫表演后残留的痕迹，怕我看出问题。
所以她一直躲着邓华，也躲着我。
她没有说邓华到底让她做了什么。
没有描述内容，没有细节，只是垂着眼，抓住围裙下摆死死往下按，那个动作已经把她说不出口的东西表达得比任何陈述句都更尖锐。
“这么说，那次的药也是？”我怀着不确定的语气试探道。
妈妈低着头，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她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那次不可能有怀孕的风险，但我不敢赌。”
三月底月考后的那个周日早上，妈妈借着买早餐的机会去药店买了那盒药，在收银台前站了五分钟才鼓起勇气付钱。
回到家之后她对着药盒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吃了。
不是因为需要，是因为恐惧。
恐惧让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确认还有控制权。
第三次月考是五一假期前四月底那次。
这次之前，妈妈发现自己办公电脑被人动过，有些隐藏文件被复制过的访问时间戳不对头。
起初她以为是杨芳开玩笑，在月考之后专门去问过一次，杨芳断然否认，还笑她疑神疑鬼。
后来她改了密码，换了桌面图标保护方案，以为安全了。
邓华还是偷到了那次月考英语卷子，只是他的其他几科考砸了，把总分拉到第二，第一是我。
她从那时断定偷卷子的人就是邓华，因为只有偷了卷子又被别科拖后腿的人才会从第一掉到第二，偷英语的人考英语满分也只救不回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