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拿起一瓶红酒端详了一下年份，也放下。
最后拿起一小瓶日式梅酒，三百毫升的玻璃瓶，琥珀色的液体，标签上印着一颗青梅树。
她掂了掂重量，放进了购物篮。
动作毫不犹豫，像是在做一个已经反复思量过的决定。
她在收银台排队的时候看到了旁边货架上的薄荷糖，顺手拿了一盒扔进篮子里。
结账的时候老板娘多看了我俩一眼。
一个穿着碎花吊带裙的女人和一个穿着防晒衬衫的高中生模样的男生，十指扣着走进来买酒。
这两个人显然不是什么普通的母子关系。
我妈感受到了老板娘的目光，她的嘴角扯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迎上老板娘的眼睛，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漂亮也很假，是那种标准的社交性微笑，宣告着她完全不在乎老板娘怎么想。
这个笑只维持到她在收银台上付完钱。
出了店门她就把那个笑放下来了，把装啤酒和梅酒的塑料袋换到左手，右手重新穿过我的指缝扣紧了。
走路的步伐比来的时候快了不少，像是在赶着离开一个人多的场合。
走出超市的时候她的凉拖在碎石路上崴了一下，身体往旁边偏了半拍。
我伸手扶住了她的腰。
她没有拍掉我的手，也没有说“没事”，而是顺势把肩膀靠在我身上靠了两秒，就两秒。
然后她把装酒和零食的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继续走。
“今晚喝不喝？”她在路上问，把塑料袋举高了一点，啤酒罐在里面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陪你喝。”我说。
她点了点头，嘴角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比刚才在超市里对老板娘的那个假笑短得多淡得多，但真实的。
回到民宿后开始收拾行李。
她的动作很利索，把脏衣服卷进洗衣袋，把沙滩巾叠成方正的小块，把洗漱用品分类装进化妆包。
她收化妆包的时候经过床头柜，看到那三片创可贴还卷在台灯旁边。
她捏起来，犹豫了一下，塞进了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口袋里。
化妆包的拉链卡住了，她用牙齿咬着拉链头拽了一下才拉上。
她被自己这个粗鲁的动作逗得哼了半声，那半声笑很短，但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小节突然响起来的短笛。
从昨晚开始我就没见她笑过。
但她收到那三片创可贴的时候动作停了。
三片肉色创可贴是从风衣口袋里翻出来的。
胶布已经干透了，边缘卷起，黏面上沾着细沙和已经干涸的白色汗渍。
她把这三片创可贴捏在手心里，看着它们，眼神很复杂。
不是羞耻，不是愤怒，更像是在看某个已经过去了的节点的物证。
昨晚在沙滩上她跪在沙子里被蒙着眼，这三片创可贴是她的最后一道遮蔽。
现在它们在晨光里干巴巴地蜷在手心里，像三片被晒死的花瓣。
她盯着它们看了几秒，然后揉成一个小团，扔进了卫生间的垃圾桶。
丢进去之后还往垃圾桶里看了一眼，确认它们被埋在废纸和空瓶下面了，然后推上了卫生间的门。
退房的时候我去前台交钥匙。
她站在大厅门口等我，背上背着双肩包，手里拎着装酒和零食的塑料袋，手臂上挂着我那件防晒衬衫。
她换回了早上那件墨绿色修身T恤和白色长裤，头发重新扎成了马尾。
阳光从大厅的玻璃门打在她身上，把她的人影投射在光洁地板上拉得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