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地“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地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地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
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至于杨度则被谭延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王运杨度号称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传人，毫无疑问在谭延心中是最佳的幕僚人选。
谭延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
以谭延对王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
将杨度交给王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谭延对杨度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和袁世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杨度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要说杨度，就是他的老师王运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也有很多问题。
谭延对于自己做皇帝没有任何兴趣，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他自然不会傻的再重走一遍。
杨度这颗棋子不是帮着谭延用来谋划称帝的，王运这种旧式幕僚他也看不起，他要强行介入杨度的命运，让他成为自己最得心应手地幕僚。
以便替代沉静。
在选用幕僚的问题上，他更喜欢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直隶总督府幕友堂地幕僚都知道。
一旦哪个幕僚被谭延“看上”，必然是私人资助其游历欧美这也成为幕僚被谭延启用或是看重的先兆，郭正和杨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
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地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
这也就是谭延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
现代西方工业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冲击力的，尽管谭延并没有出过国，但可以想象工业发达地列强国家烟囱林立地景象，这是中国这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未曾出现过的。
在经历了甲午惨败。
举国上下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的阶段。
谭延将他所看重的人都分批送往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去游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谭延一系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去欧洲和美国亲眼看看工业文明的发端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是日本。
谭延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地“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地特点。
不说别地，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地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
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
除去个人感情因素。
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
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那些东渡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
“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最简单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