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段日子以来小山村的热点已经转移到了新县令身上，但县令大人的巡查事宜却还真应了那句老话——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先是说三五日就要动身，随后又改成七八日，眼瞅着一天天过去，年前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种种传闻这才消散，任谁都知道县令老爷八成是不可能再来了。
这样的变化只让刘里正大感丧气，刚刚召集起来的民夫们也只能就地解散，各回各家准备过年。
新县令巡视之行突然取消，唐缺也难免失望，这些日子以来他都把这次接官视为一次机遇，是他跳出小山村的好机会。
本来依他如今的基础，就是自己去县城也能找到一份清闲些的文字工作，但随着对唐朝社会了解越深，他也就越发明白，若从长远考虑，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做不得。
大唐自定鼎之日，就在《大唐律》中将社会上的一切人分为三个等次，分别是官人、良人与贱人。
狭义的官人是指流内官，即归属吏部存档管理的有品级的官员，而广义官人则是指流内、流外一切有官职的人。
良人是指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编户之民，主要成分是地主与自耕农。
至于贱人又分官贱与私贱两类，官贱是指官奴婢，官户及工乐户。
至于私贱主要是指属于私人所有的奴婢、部曲及部曲妻子，譬如兰草就属私贱。
从以上《大唐律》中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唐朝虽称开放，但等级界限其实是非常森严的，譬如单举婚姻一例，在《唐律》中就明确规定有“当色为婚”，不得逾越。
而在三类人中，最遭人鄙薄，也最没有权利的就是贱人，无论是官贱还是私贱，都是“等同畜产，不同人例”，贱人没有读书参加科举的权利，也没有与其它两类人通婚的权利。
一旦落入这个阶层，再想出头可就是千难万难了。
唐朝以农为本，轻视工商。
在《大唐律》中规定的四类不许参加科举的人中，“工商子弟”就赫然在列。
唐缺身为佃户倒没什么，但一旦进城到商铺里去谋事做的话，纵然他的身份还是良人，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也会给他的未来抹上很“不光彩”的一笔，虽然暂时能赚上一些钱财，却基本封死了未来的前程。
这样算的话实在是得不偿失。
所以他若想跳出这个小山村，就必须依循正途，而依循正途最好的方法就是进入官办的县学后再图发展。
这事说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却跟后世挤重点学校一样艰难。
整个郧溪县内各里兴办的村学不下数十所，另有私塾若干。
而县学却只有一所，作为朝廷建立的官学，县学中的名额是有限的，主要招收的生员也是县城内的士绅家子弟，这些人就占了全部名额的近九成，余下的一成多分散到各个村学，以唐缺家的情况若非有特殊际遇，根本就不可能抢到这极度稀缺的名额。
而若不能进入县学，就无法进入州学乃至道学，如此以来更无机会获得前往京城礼部参加科举的“乡贡”名额，任你才华滔天，不能参加科举，又如何晋身？这半年来家里虽然已不愁吃食，但房子却愈发的破旧了，唐缺甚至怀疑这个土房子还能不能坚持到明年除夕，以他如今的情况，倘若仍是困守在这个小山村，想重新置办一栋新房子的话，没有个五七年根本就不可能；加之他是从后世繁华里过来的，这半年在这个小地方呆的也实在憋屈，前面是没本事走，如今他的基本技能已经掌握，不管是为家里考虑还是依着自己的本心，穿越过来已经半年有余的唐缺都迫切的渴望着变化，渴望离开这么个小山村，只有到了更大的地方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而机会则意味着改变的可能。
对于唐缺曾生活过的后世而言，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不管是后世还是现在，唐缺的年龄都不大，寄望很大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变化，心里难免生出了毛躁，心情不宁定之下，看书及练字就很难再沉下去，为此，严老夫子一改往日的和煦，曾几次对他厉色批评，直指他“修身，养气”的功夫连门都没入。
虽然唐缺自己也知道心情浮躁不仅于事无补，更是读书人的第一大忌，无奈却难以自我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