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热的，柔软的，带着一点微微的颤抖——和八年前那个站在路灯下被我拉着手冲进雨幕里的少女，一样的温度，一样的力道，像是中间那漫长的、沉默的、各自长大的八年，只是一场漫长到让人几乎忘记了开头和结尾的午睡，而她刚刚醒来，而我刚刚醒来。
我用力地闭了一下眼睛，把鼻腔里那股涌上来的酸意压了回去。
公交车重新启动了，窗外的街景继续向后退去。
车厢里有人好奇地看了一眼后排这对穿着迷彩服和风衣抱在一起的年轻人，又移开了目光。
在这个小镇的公交车上，每天都有重逢，每天都有离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对我来说，那一刻就是这五年来所有的风雪、所有的疲惫、所有在四千米海拔的哨位上看着同一片星空发呆的夜晚，在那一瞬间被找到了一个可以着陆的地方。
回到家里的时候，奶奶正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择一把青菜。
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目光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扫了好几遍——从我被高原紫外线晒成深小麦色的脸，到我迷彩服袖口磨出的毛边，到我手里那个洗得发白的行李袋，再到我脚上那双沾着泥土的旧军靴。
然后她放下手里的菜，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
她没说话。
她伸出手，那只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手贴上我的脸颊，掌心的触感粗糙而温热，像一块被太阳晒透了的旧布。
她摸了摸我的颧骨，又摸了摸我的下巴——像是要确认眼前这个黝黑壮实的年轻人，确实是她那个瘦巴巴的、十五岁就背着比她人还高的迷彩背包离开家的孙子。
然后她一巴掌拍在我胳膊上，力气不大，但声音很响。
她的声音在发抖，眼眶已经全红了：“回来就好。”
她开始哭，哭得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眼泪顺着那张被岁月刻满了沟壑的脸往下淌，她也不擦，就那么哭着，然后用两条胳膊死死地圈住我的腰，把脸埋在我胸口，哭得整个人都在抖。
我站着没动，一只手环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按在她花白的后脑勺上，用力地、慢慢地摩挲了一下。
“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不走了。”
晚上方翠阿姨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剁椒鱼头、蒜蓉空心菜、排骨莲藕汤。
桌子上多了一副小碗筷——白羽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扎着两个小辫子，坐在桌子最边上，两条腿悬在椅子边缘一晃一晃的，用那双黑亮亮的、和李清月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然后又低头专心致志地扒自己碗里的米饭。
我把自己那份排骨夹到她碗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一句“谢谢哥哥”，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扒饭，把那块排骨小心翼翼地藏在了米饭底下。
我看着她的样子——那种在饭桌上把好吃的悄悄藏起来慢慢吃的动作，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闷闷的，又软软的。
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洗脚。
乡村的夜晚安静得很彻底，草丛里的虫鸣声一阵一阵的，远处的山在夜色里只剩下一道比天空更深的剪影。
月光照在院子里那架丝瓜藤上，藤上的叶子大部分已经枯了，只剩下几片还顽强地绿着，几根老丝瓜挂在藤上，干透了，风一吹就轻轻摇晃，发出干燥的沙沙声。
李清月不知什么时候也搬了一把小凳子，坐在离我大约两尺远的地方，手里端着一杯茶，安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月光。
“听方翠阿姨说，你保研了？”我开口。
“嗯。”她低头吹了吹杯面上浮着的热气，“本校的，4年，直博，还要再读八年。”
“这么久啊……”
“嗯。”
又是一阵沉默。
但不尴尬。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沉默——两个人坐在同一片月光下，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空气中流动着一种被时间打磨得很光滑的、温润的东西，像两块也被溪水冲刷了很久的鹅卵石，终于被放在了同一片河滩上，靠得很近，但没有挨在一起。
我看着我那双泡在盆里的脚——脚背上有几道被高原上的碎石划伤的旧疤痕，脚趾因为长期穿着厚重的军靴而变了形。
然后我抬起头，月光落在老屋青灰色的屋瓦上，给那些整整齐齐的瓦片镀了一层流动的银色。
回来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