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催她向德莱文家要钱，从柳寅满月那天就开始了。
起初只是试探。
在电话里问一句罗迪家里有没有派人来看过孩子，语气随意，像是关心。
柳依说没有，电话那头就安静几秒，然后母亲会说一句“那你自己注意点，别吃亏了。”
话是关心的话，但语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像是一个投资人听到了回报率不及预期的消息。
后来试探变成了催促，催促变成了施压，施压的方式永远是软的——母亲不会命令她，母亲只是在她每次回家的时候坐在客厅里，端着茶杯，用那种半是心疼半是责备的眼神看她。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他家里连个说法都不给？你傻不傻。”
“不是他不给，是我没要。”
“为什么不要？那是你应得的。”
柳依不说话。
她坐在沙发对面，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茶几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
她说不出口她不能告诉母亲，她之所以不向德莱文家开口，是因为她还在等罗迪说那句话——嫁给我。
如果她伸手向他的家人要了钱，那她和他就变成了一笔交易。
她要的不是交易。
她要的是一个家。
但柳月珍等不了。
柳衍的创业项目每隔几个月就有新的缺口，母亲的电话每隔几天就有新的说法。
她听着母亲在电话里诉苦，说姐姐多难多难，说这个家全靠她们姐妹撑着，说我不是偏心我只是没办法。
每一次挂掉电话之后柳依都会坐在床边，沉默很久。
然后把银行卡里的数字除去必备的开支和她上秘书课程的钱其它都转给她。
她自己留的不多。
衣柜里那几件高中时代穿到现在的衣服，袖口起了毛边，她拿剪刀修一修继续穿。
冬天的大衣还是罗迪送的，款式也有点旧了，但熨一熨还是整齐的。
她走在街上经过橱窗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只是一眼，然后继续走。
罗迪给她的钱很多，一个月给的比她母亲前半辈子给她的钱都多，但她根本留不住，她想一个取之不尽的投资人一样去“投资”柳衍从来没有回本的生意。
罗迪在的时候，一家三口的生活开销是他全包的。奶粉、尿布、婴儿辅食、柳寅的小衣服小鞋子，他一样都没少过。
他每次从超市回来手里都拎着几袋东西，有时候还会多出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雏菊，放在餐桌上，说是给她的。
柳依把雏菊插在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每天换一次水，能开一个礼拜。
柳寅的奶粉罐在墙角码得整整齐齐，尿布从没断过，小裙子挂在衣柜里，每一件都是罗迪挑的，他说女儿要穿好看点，像你。
柳依就笑，说她才几个月大懂什么好看。他说那也要穿。
那段日子柳依是满足的。
每天早上醒来罗迪都在她的身边，柳寅还在婴儿床里咿咿呀呀地发出各种没有意义但好听的声音。
厨房里有咖啡机的响声，客厅地毯上有散落的摇铃和布书，阳台上的雏菊换了新的水。
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家。
哪怕是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家。
那也没关系，柳依安慰自己，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和结婚有什么区别呢？
柳寅会走路，会说话，会抱着罗迪的腿喊爸爸抱。
她说话很早，口齿比同龄孩子清楚得多，罗迪总是说那是因为她聪明，女孩子就是很聪明。
他笑着把女儿举起来架在脖子上，在客厅里转圈，柳寅抓着他的头发咯咯笑。
罗迪是在柳寅生日过完不久把房子过户给柳依的，她看着公章落下，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