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
等到蛐蛐儿5月5日被逮捕时，全国各地因传抄“总理遗言”被传讯和追查者已逾好几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环节上蛐蛐儿没有说实话了，因为在蛐蛐儿的文章中，从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从他一开始交代说“总理遗言”是自己在马路上捡的，到最后承认“总理遗言”是自己编造的，蛐蛐儿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他是怎样在公安人员连轴审讯的高压下撒了谎，编造了别人特别是我哥也一起参与制造“总理遗言”的故事，没有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一回“甫志高”。
我哥说，不能说蛐蛐儿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卖革命同志，而蛐蛐儿却是在编故事。
蛐蛐儿从小就是编故事的高手，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当编造出现漏洞时，他又会想尽办法圆谎，以至越编越圆，越圆离事实真相越远。
他那时到底编了怎么样的故事今天已无从考证，也从未有人想考证。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过程却还是模模糊糊，但大家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蛐蛐儿，从来就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可是作为蛐蛐儿自己，为什么还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楼阁中，始终走不出来呢？历史上常常有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
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档案馆永远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
三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追寻真相”的文字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我不仅感慨蛐蛐儿的命运，同样也为我哥哥等人那时的单纯扼腕。
被当时公安人员认定很有政治头脑，看问题很深刻的我哥哥，怎么就没有想到“总理遗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让他们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价。
想到这层，我似乎也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重返1976”——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就是这样铺成了被扭曲的历史。
我想，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缘由所在。
看来，“总理遗言”案还有许多未知的真相只有打开尘封的档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