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时期，海上自卫队就曾派出军舰到印度洋，为美军进行提供后勤支持；2003年２月底，日本在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同时，向海湾地区派出了“村雨级”宙斯盾驱逐舰，配合美军战争行动时的情报搜集工作。
从扫雷舰到宙斯盾舰，这不仅是日本自卫队协助美军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能力的提高，以及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质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和自卫队体制松动正在同步进行的日本军事力量向往“国际贡献”的军备能力的发展。
日本想要打破自卫队体制，就不会满足于自卫队现有的军事力量结构。
因为，既然日本政治和日本民众可以接受日本防卫力量在反恐和“国际贡献”的前提下视和平宪法为无物，实质性地改变“专守防卫”的防务体制；那么，在已经按照新的原则和制度来构建的日本防卫力量，就必须同自我期许的新“角色”相适应。
因为，既然要讲“贡献”有能力才能有“贡献”，日本军备的发展似乎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日本政治在采取行动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善于抓住时机为自己的行动取得合法的名义，然后不断地在其中掺杂“私货”，一步一步地在“合法外衣”的掩盖下向着更为战略性的目标靠拢。
回顾日本90年代初以来的防卫体制变革历程和日本政界主流的防卫政策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海外派兵的实质性松绑也好、放松武器使K用的自卫队“自卫”定义修订也好，或者是扩大日本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权力也好、还是加强日本军事力量的战争能力也好，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想法，其实早就进行了酝酿和鼓噪，早就构想好了准备采取行动进行诸多“突破。”
不同的时期，日本会非常巧妙地利用所谓的台湾问题、朝鲜导弹和核计划问题以及反恐问题，借题发挥，大做文章。
但对日本的政治家来说，这些问题，却都只是筹码或者“机遇”，而不是这些问题使得日本不得不想要推行新的防务战略。
smenhu.cn事件后，反恐成为了“国际贡献论”新的支柱。
2001年12月反恐特别行动法案的通过，打破了日美安保同盟只着眼于“周边事态”的原有规定，而将美日军事协力扩展到全球范围。
2002年10月朝核危机出现后，日本政府更是“如获至宝”，在抵御和防范朝核威胁的借口下，打破传统防务政策“禁忌”，加速推进日本防务政策和防务力量新的转型和发展。
2003年６月６日，日本参议院最后通过的“有事法制”三法案，表面上是应对朝核问题和朝鲜威胁的措施，但实际上，从1977年福田内阁开始，“有事法制”就开始提出。
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通过后，“有事法制”就开始加速立法过程。
反恐也好、还是朝核问题也好，都不过是日本90年代以来既定的防务制度和防务力量变革的“台阶。”
从日本今天的防卫政策的变化再回过头去看日本90年代防务问题的政治历程，我们不禁感叹日本政治的这种“预谋在前、行动在后”的高深技巧。
1993年，小泽就提出了国家强大就必须取消“专守防卫”原则的“修宪论”；1998年，龟井静香就开始公开主张“普通国家论。”
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小泽和龟井当年的言论就几乎已经变成了现实。
1999年，当时曾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防卫厅政务次官村上因为“失言”而被迫辞职；现在，同样公开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却安然无恙。
如果再让我们看一看日本现任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曾说过日本也应有权“先发制人”时，恐怕只能这样设想：石破的观点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就会被日本政界真的变成实际的防卫原则？各国本来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防卫政策以及自身防卫力量的建设方针，其他国家似乎本不应该过于“**。”
但日本防卫力量的发展和防卫体制的转型，却是中国人乃至整个亚洲都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其原因不仅来自于中国等亚洲国家曾是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悲惨历史，更是因为日本直到今天依然偏执、依然顽固、依然缺乏自省意识的错误史观。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否认侵略历史、崇尚军国主义时代的所谓“日本精神”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让我们不得不对日本军事力量长足发展后究竟将在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生难以消除的疑虑。
７月24日，笔者在接受日本朝日电视台采访时，曾被问及一个问题：华夏认为日本军事力量怎样发展才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笔者的回答很简单，日本有权做出自身的防卫力量安排，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关心的不是日本单纯增加了几艘军舰，或者添加了多少飞机，而是日本防卫力量的使用原则以及日本防卫政策的战略内涵。
如果日本继续坚持错误史观，继续强调日本在世界事务中毫无正义原则地扮演美国军事干预行动的忠实追随者的角色，在台湾问题上继续保留浓厚的“皇民情结”，日本防卫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将永远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