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明代瓷器多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清代瓷器则多用大篇幅诗、词、歌、赋等作装饰文字，例如“赤壁赋”、“前后出师表”、“滕王阁叙”。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了解这一点，在我们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中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有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说法。一般来说，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别真伪的线索，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民窑瓷器中也有五爪龙的纹饰，官窑瓷器同样也有三爪、四爪龙的作品。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就画的是三瓜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则是四爪龙的装饰。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鸽、犬、草虫，故这一类画面在该对期的瓷器中也出现较多。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所赐群臣的瓷器，多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青花表示为官以清，白为重，莲是廉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三羊（阳）开泰、四妃十六子、五伦论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连登、百福、百泰、红幅（洪福）齐天等。
总之，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独特的征状，如能掌握这些规律，在决疑辨伪中就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要提出的是，下列时代特征必须了如指掌：元代瓷器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牙；正德瓷的回文和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书；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这些都表示了突出的时代特征。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一般来说，元代瓷器底足多露胎而且胎质粗糙；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清朝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之处，大都可以看出火化的特征。如元代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器则比较洁白细腻，很少含有杂质，看不见火石红色。这主要是原料本身质量改变的结果，以及制作方法和火候的不同所造成。从而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