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书法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都能看也它的时代风格。
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句法中是不会有的。
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
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衷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
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
不同时代的字，笔画也不同。
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
古代写书、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不同时代的绘画也有不同的风格。
古代绘画创作的操作方式也和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的方式不同。
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至少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束画，像今天画油画似的。
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
框架绷绢的画法后来只在民间画工中还沿用下去。
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画不同，它的效果也就处然两样，这与上述的书法效果问题是同一道理的。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
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
转折快利、顿挫折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
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
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累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奇迹”大为赞叹。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趋势发展。
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
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唐宋画家注重创稿，所以说“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表现他们刻意经营。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
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画有密切的联系。
以上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
这只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同一朝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
前人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
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这是我们判别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
以吴道子的画来说，他的笔墨技法上的特点主要有三：他描绘物象不是很工致的，所谓“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
人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他的作品的色彩不是绚烂的，所谓“浅深晕成”、“敷粉简淡”，而被称为“吴装”，甚至有不著色的“白画”。
他在早年作画线纹较细，但后来所用的本条是“莼菜条”，可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以表现对象的细微的透视变化高、侧、深、斜为目的，带有立体感的线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