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静。
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
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
他说完就走开了。
我唤他，要他回来。
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
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
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
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
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
我站在窗洞旁。
过道里点着一盏灯。
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
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
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