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
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
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
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
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
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
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得硕士学位。
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
他犹豫不决。
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
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
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
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
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
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
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
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
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
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
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
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①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
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
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
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
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
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
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
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
这事谁也没料到。
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
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
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
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
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
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
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
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
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