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恰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 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人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
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 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 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