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