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道理来说，这个事情是很好解决的，变法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这样子，但世间之事从来都不是什么相忍为国，胸怀大度之类可以解释的。
就这个事情来说，王安石做的的确不太对，毕竟中书省不是不同意，而是已经在推动了，这个时候的确没有必要再去搞一个将中书省的权力夺过来的机构，这样韩琦不急才是咄咄怪事呢。
韩琦也失了相忍为国的大度，这事情对国家有利，按照道理来说，虽然王安石做得的确不对，但也该支持将事情做下去，而不是去反对。
不过欧阳辩稍微一想心里也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王安石性子执拗又急躁，估计是受不了政事堂里慢慢悠悠、万事都要考虑到位的做法，他估计是认为变法刻不容缓，而这种效率根本成不了事，干脆抛开政事堂另立炉灶。
而韩琦则是担忧中书省被剥夺权柄，而制置三司条例司已然造成了对北宋两府权力的侵夺，其职权范围已然违背宋代分权制衡的祖制，会带来一系列的恶劣结果，所以予以反对。
当然啦，里面还有多少是私心，这就不是欧阳辩所能够揣测的了。
只是，苏轼你又是怎么被贬谪道这里的。
看到欧阳辩的眼神，苏轼苦笑道：“我上了书，劝韩相那边和老师这边相忍为国，别为了个人意气误了国家大事……”
欧阳辩：“……”
怪不得你被贬了，你就不会说话！
苏轼看似劝架，但在双方看来，这就是在批评他们。
王安石这边不用说，苏轼算是他的学生，这个时候不站在他那边，却在批评自己是意气用事……还有没有做学生的样了！
韩琦那边更是不必多说，你是王安石的学生，你这不是在劝架，而是在拉偏架，我怎么就意气用事了，我堂堂宰相，怎么会意气用事！
所以，结果就是苏轼被贬出京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