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的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迭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的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按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