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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