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力说得很直白:“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酒吧等娱乐场所泡着，专门陪医院的头头脑脑们花天酒地。除了毒品不沾，吃、喝、嫖、赌四毒俱全，赚钱快，花得更快，这三万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创业。”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这三万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三万元在手，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没有一下就把这三万元拿出来。芬刚石场毕竟是合伙企业，他和曾宪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按照侯卫东的想法，两人利润平分，曾宪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困难就减少了责任。
侯卫东找到曾宪刚道：“我回家又借了一万，家里也没有钱了，你还是要多想办法。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服务当地村民，你直接去找粟镇长，请他出面帮你贷款。”
曾宪刚原本指望着侯卫东再找来两万元支撑局面，没有想到他只取到一万。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他没有退路了，终于下定了决心，道:“为了开矿，我已经把所有家产全部搭进去了，现在只有拼了。我和黄卫革有些交情，我直接去找他。”
他是第一次办企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他相信侯卫东一定能想着办法把石场搞活，也就孤注一掷。
曾宪刚找黄卫革贷款，尽管是熟人，前前后后还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侯卫东还特意借了五百块钱给很是困窘的曾宪刚，让他请客吃饭。最后从基金会贷下来一万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九千，另外一千元给黄卫革作了回扣。
贷一万元，黄卫革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这大大地让侯卫东开了眼。他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姐侯小英对于贷款信心十足，同时明白了为什么同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穿六七十元一双的皮鞋，而基金会的人能穿三百元的皮鞋。
同一个镇政府，同一座小楼，里面的人却过着不同的日子。有句老话叫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侯卫东读大学时对此还信了三分，如今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分工不同，才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
在侯卫东的坚持下，尽管困难重重，石场还是按时发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资。准时得到工资，让村民喜出望外。杂交水稻推广以后，农村基本不缺粮食，不过普遍缺现金，每月四百五十元的收入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有一家夫妻俩同时在石场上班，一下拿到了九百块钱，小两口很高兴。他们买了猪头肉，又在自家的池搪里打了几条鱼，提到石场来，请侯卫东和曾宪刚喝酒。
石场的坝子，曾宪刚的妹夫搬了两张大方桌，二十多人围在一起，吃肉喝酒，气氛极为热烈。侯卫东心里也得到了丝丝满足，能够解决村民的困难，给村民带来欢乐，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等到交通局工程队进场以后，芬刚石场备料已达到七千多方，工程队的项目经理梁必发原本不情愿来修上青林公路。这种小工程既麻烦又没有多大搞头，只是当做政治任务这才带队上山，可是到了现场，条件出乎他的预料：一是上青林公路毛坯拉得极好，只比正规施工队略逊一筹，农村基本上没有施工仪器，能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二是备料充分，片石、碎石堆成了小山，这就意味着施工进度可以加快；三是片石、碎石质量上乘，而且基本合乎规格，用起来很顺手。
现场条件不错，意味着工程能很快完工，梁必发这才露出笑容。
梁必发父亲是山东人，也是刘邓大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员，解放后留在了益杨，当过益杨县副县长。梁必发身上也有山东大汉的特点，身材高大，体形魁梧，说话直来直去，很对侯卫东脾气。
每天上了工地，侯卫东就专门给他泡一大杯益杨茶，然后，有事无事陪着他在工地上四处走。侯卫东对于公路的每一段都熟悉，梁必发有问，他一般都能脱口而出。
施工很顺利，5月初工程就结束了。
施工结束的时候，侯卫东和梁必发已搞得像兄弟一样，连工程队的人都戏称侯卫东是“侯副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