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我很后悔。觉得当时对方那种狡黠的笑，分明意味着我的解释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是写完了“关于爱的絮语”，我决定我当然还是要再见到她。主动去找她。并且，当然还是要和她鸳梦重温……因为埋伏在我和她之间那种事四周的理由，一经我自己用笔写在稿纸上，似乎更是充足的理由了。似乎更符合人性的逻辑了。似乎更不值得自我困扰了。甚至，似乎天经地义了起来……那一篇“关于爱的絮语”，实际上完成了我对我自己的“思想工作”过程。我既扮演着一个循循善诱的，诲人不倦的，谈古论今的“思想工作”者的角色，又扮演着一个极度虚心地接受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同时还扮演着一个一往情深的情人和道学叛逆者的角色。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崭新的足以支持我心安理得的感觉。这一种崭新的感觉差不多彻底消弭了我内心深处的罪过意识……人类的全部文化其实可大体地区分两类——一类教导我们不应该怎样怎样，而另一类怂恿我们去怎样怎样。我们不怎样怎样的时候有一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我们去怎样怎样的时候也有另一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我们正是存活在两类文化的夹页之间，一个时期里非常之本分地不怎样怎样，另一个时期里非常之向往地去怎样怎样。问题仅只剩下我们不怎样或去怎样，是否将预先埋伏在一件事情或一个事件周围的理由调动起来了并对自己进行了成功的说服……我对自己说——马克思最好的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海涅，不是也暗恋过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吗？
我对自己说——马克思最好的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海涅，不是也暗恋过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吗？
我对自己说——有文化读过许多书知道许多世事真是幸运啊！……我对自己说——“用思想去爱一个女人”有什么难的呢？我不是正学会了按照一个男人“谆谆教导”于我的爱法去爱他的妻子吗？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料到我“学而实习之”的对象却是他的妻子吧？
我想到她时已经不去想翟子卿了——不能不想到也只不过仅仅把他想成“一个男人”而已。
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石阶上，我说了那句话“后会有期”，即意味着今后他是他，而我是我了。尽管他不曾听到。他不再是我的一半，更不是另一个我了。童年时期和少年青年时期的亲情，我今后只当它是早先的梦罢了。
那一天晚上我拎着银狐大衣去看她。我预先没给她打电话。想给她一份意外的惊喜。
然而她不在她“自己的家”。我想我不能守在门外等她。也不能站在楼洞口等她。
我不愿被她的邻居们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希望她的身影在路上时就能被我发现。却枉然地期待了一个多小时……也许她到他母亲那边去了。很可能的。尽管他家里雇着小保姆，但以她对婆婆的孝心，大概每天晚上不去陪老人家一两个钟点，肯定是睡不安宁的吧？
这么一想，我就不由自主地往“那一个男人”翟子卿家走去。走至半路，犹豫起来。
见了老人家，我可说些什么呢？还拎着装狐皮大衣的塑料袋儿。她如果问我给谁买的，当着老人家的面可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又怎么能和她一块儿从老人家那里离开呢？即使我背着老人家的目光偷偷向她暗示，即使她领悟了我的暗示，与我一前一后从老人家那里离开，在我们离开后难保老人家不会**到什么。如果老人家**到了什么，那老人家又该作何感想呢？心里又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呢？我可以丝毫也不觉得对不起“另一个男人”翟子卿，却无论如何也不忍公然地伤害老人家的心。何况，她究竟肯不肯与我一块儿离开或先后离开，我并无绝对的把握。倘她并不肯，对我的任何暗示都佯装不解，我岂不非常地尴尬了吗？……于是我又返身往回走。心想还是在她“自己的家”马路对面期待她的好……结果我又枉然地焦躁地期待了一个多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