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码该享有部分继承权的。”我苦笑道：“小嫘，别胡搅了——这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呢？如果是，在黑河你就该是个明显的孕妇了，可你当时并不是……”她一言不发地瞪了我片刻，一字一句地说：“你别编瞎话，我和你什么时候在黑河见过来着？”这时一辆私人汽车里钻出两个男人，从两侧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左右看看他们，又看着小嫘说：“是我记忆不佳，记错了。”不待他们接近我，我一转身拔脚便走。归途路过霁虹桥，我下了出租车——小时候，我们曾一块儿在桥坡下等着有“拉小套”的机会，为了挣两角多钱买一本由屠格涅夫的《木木》改编的小人书，还给那开小人书铺的老人。那自称有相面学问的老人，曾对翟子卿的人生作出过极良好，当年令我暗存嫉心的预言。一列火车从桥下驶过，喷出一阵湿淋淋的浓雾——雾气中，童年时期的、少年时期的、青年时期的翟子卿，朝我女孩儿般羞涩地友爱地笑着，他默默注视着我，仿佛有许多许多人生的憧憬，向往，理想和目标，正打算娓娓地，从容不迫地对我倾诉。雾气散尽，他的幻影倏然而逝——雾气只在我脸上留下了一层湿淋淋的水珠儿。我想擦拭，又懒得擦拭。一个汉子神神秘秘地凑向我，低声兜售：“要虎鞭吗？绝对真货，比啥啥都壮阳。”托了一层层人情关系，经了一系列繁琐手续，离开哈尔滨前，我从有关部门讨回了一些业已封存的东西。有她的衣物，那份去年的挂历，那个镶在镜框里的工艺品**，那册手工装订的诗集，那件银狐大衣。还有，老人家活着时经常把玩在手的两颗核桃。
两颗互相磨硕得褚亮褚亮的核桃。银狐大衣费了不少口舌和周折，最后我不得不写了字据，说是我给我妻子买的，去年寄放在翟家的。我将她的衣物和银狐大衣全给了小芹。交待她银狐大衣是完全可以买的。另外我借了一万五千元现金给她。我想，这也就算是变相地归还了翟子卿的钱罢。至于小芹她回家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里另谋出路，我则觉得自己操不了那么许多心了。我带着几件纪念物回到北京。
妻看了那镜框里的工艺品**说：“真美！你买的？”
我说：“是，买的。”
妻看了那挂历说：“可惜去年的，这不会也是买的吧？”
我说：“朋友家挂过的。我喜欢，朋友就替我保留到了今年。”妻说：“我也喜欢！挺值得保存的。这一页最棒！”
于是，那个单膝脆地，一手持盾，一手紧握短剑，**披着锈迹斑斑的铠甲，冷漠而镇定地准备做殊死搏杀的女人，从此就固定在我家的一面墙壁上了，仿佛一位冷艳的驱邪镇魔的守护神……唯有那册诗集我未让妻发现，悄悄藏匿在我的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物之中了，两颗核桃我送给了母亲。
母亲问：“你大娘身体还好？”
我说：“好，很硬朗。”
母亲又问：“子卿媳妇，也是个好女人吧？”
我说：“对。人好，长得也好。”
母亲在手中把玩着两颗核桃，沉思半晌，语调缓缓地说：“人命这才有点儿公平。”我病倒了，一病就是三个多月。三个多月内，几乎没出过家门。
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望着那挂历惊愕得屏息敛气——它竟一片空白！
我缓缓移动目光，再望向那工艺品相框，竟也是——一片空白！妻对我的样子极其吃惊，连连问我怎么了怎么了？
我指那挂历，继而指那相框。
妻扭头看看，更加奇怪地问——都是你带回来的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啊？
我蹦下*，翻出那诗集——它页页空白，一个字都没有！
然而妻拿过去，却能念出上面的诗。
当天我彻底失语了，说不出话。
妻陪我去医院——而医生认为我根本没什么病。在我眼里，那挂历，那相框，那本诗集——至今仍是空白的。我渐渐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在说出的人话中，中间杂着一串串怪诞的叽里哇啦。于是有一位友人将一位气功大师请到了我家。大师断定我那种怪诞的叽里哇啦乃是“宇宙语”，从此我觉得有什么附体了。
已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