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卿仍不在宿舍里吃臭豆腐。他丝毫也不依托他已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取得的“胜利”。他并不得寸进尺。并没变得嚣张跋扈。一天三顿饭，他照样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离开宿舍。我常见他孤单地坐在宿舍前操场上的篮球架子那儿吃。一天我在宿舍里从窗口久久地望着他，心里忽然生了一个好大的疑问——下雪天他又是到哪儿去吃的呢？我不禁暗暗谴责自己对他的关心其实是很不够的。尽管他似乎早已不需要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对他的同情、关心和庇护了。尽管这一切在我和他之间似乎早已显得多余，显得没有意义，显得我太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了……老天爷仿佛很懂得我的心思似的，隔日便下了第一场雪。午饭时，我循着他的脚印找他。他的脚印把我引到了食堂后的一洞破窖里——一捆麦草上坐着子卿，吃得安安静静。窖内铺的青石板。青石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他两眼盯着青石板，一手端着饭盒，一手拿着磨成棱体的一小块儿砖角。他竟在沉思默想中将砖角当馒头向嘴里塞去……我悄悄离开了。夏天里我和子卿在小河边发生的那一场争辩，使我不愿第二次扮演“三娘教子”的角色……转眼到了11月份。我始终没能从正面见着过那个鲍卫红。在男宿舍里也听不到什么对她的议论了。我们连不过又多了一个女知青，仿佛事情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子卿变得比以前更加独来独往，神出鬼没，寡言少语了。有时还常常发呆，显出心事重重，忧愁缕缕的样子。连我问他话，他都有些懒得回答似的。
有天晚上宣传队排练节目，我听两个女队员在一起窃窃私议。
一个说：“她这几天怎么眼睛又红又肿的？”
另一个说：“还用问，接连几天夜里，用被蒙着头哭过呗！”
“真的？”
“当然真的！我挨着她睡，听到她哭过。”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我也觉得……”
我问：“你们在说那个鲍卫红吧？”
她们对视一眼，都意味深长地笑了。
一个反问：“你们男知青怎么个个都爱刺探关于她的情报？”
另一个也反问：“你有什么话需要我悄悄转告她吗？”
我觉得自己脸上一阵热，赶紧躲开了两位尖酸刻薄的姑娘……不久连里交给我们班一项任务——在严寒到来之前修葺猪号。有几头怀了孕的母猪会在冬季里产仔。对全班来说这并非什么可以轻松几天的活儿，可是我这位班长却因摊上了这项任务而暗自庆幸不已。不知为什么，我内心里常对那个鲍卫红产生些非分之想。
尽管我还不认识她，撩拨我心思的不过是一个女知青的背影……当天我独自到猪号去了一次。去时她不在，只有猪倌老姜头儿在。他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来看看应该备些什么料。并倒剪着双手，装模作样地从猪栏到猪舍巡视了一番。
在熬猪食的小屋里，我一眼看见墙上挂着一条红围巾。连队的女知青当年没有围红围巾的。尽管那是“火红的年代”，我们的青春被谓之为“火红的青春”，红色代表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人生，但哪个女知青若围一条红色的围巾，则完全可能招至诸如“存心惹人眼目”，“企图勾引男知青”的指责，另当非“革命”的别论了……我刚想伸手摸摸那看去十分柔软十分温暖的红围巾，老姜头儿在我背后说：“别乱碰人家一个姑娘的东西！”
我伸出的手只好又缩了回来，讨好地敬给他一支烟，搭讪着问：“她怎么样！”
老姜头儿说：“挺好，干起活儿来不怕脏不怕累的。”
我说：“我又不是她班长，问的不是她的劳动表现。”
老姜头儿说：“那你问她哪儿方面的表现？”
我说：“哪儿方面的表现也不问，只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儿？性情什么样儿？比如高矮胖瘦，比如文静还是泼辣……”老姜头儿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冷冷地说：“我看你小子是在打人家的什么歪歪主意吧？我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少大白天做梦，人家又不是为你调到咱们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