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
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
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