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的最后几天，中国在印度的政策多少有了些改变——虽然这改变大部分人看不出来。
甲军群依旧维持原本的对印政策，就是基本不去干涉印度人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与印度土著上层婆罗门、刹帝利等阶层合作，华军只在军事上摧毁印度的盟军，而且把原属于英印殖民当局的资产转交给当地印度人。
但印度人需要在战争期间帮助华军作战，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和人力补充。
中国后勤军给占领区内每一个村镇制定军需供应标准：按照村镇的人数和土地规模，印度人按时供应定额粮食、人力和畜力——印度人不愿意用牛，不过他们可以提供马匹或者大象。
华军自己的长途补给运输主要依靠铁路和船运（沿恒河航线），短途主要使用汽车，不过还需要大量人力畜力来修路，或者修建机场，除此之外，人力还可以用来装卸货物。
由于甲军群一直行进在印度经济富庶、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刘伯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食品是本地直接补充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要是肉类、食用油等副食，这方面印度供应量太少，华军只能从本地获得少量鸡肉和羊肉，因为印度教徒不吃牛，穆斯林不吃猪，刘明昭又命令部队一定尊重当地风俗，所以，猪肉、牛肉制品还得从别的地方运来。
孙珵的乙军群，政策方面做了少许调整，华军方面不再进行强制土地改革，而是根据当地印度人自己的愿望允许其实施自治——实际上，按照华军之前内部商议的结果，贡土尔本来就是强制土改的最后一站。
只不过，孙珵仍然不同意已土改地区改回原来的模式，反而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任何阻碍土改的人，不管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是达利特，一律予以处决。
此外，华军还是严厉禁止一切不符合自己道德观的事情，凡是烧寡妇、性暴力、以及保留非法神女的庙宇，一律予以最严酷的惩罚——通常是指枪毙，偶尔情节特别严重者甚至恢复旧明时期的刑罚，比如腰斩、车裂、凌迟，以震慑不法。
同时移风易俗的行动还要涉及更多方面，举个例子，华军要求所有印度村庄必须修厕所，不允许随地大小便。
还要求保持水源清洁，不允许向水源地投掷杂物垃圾；强迫印度人实施灭蚊运动，大力打击蚊子、苍蝇、臭虫、血吸虫、老鼠等疾病源，以遏制流行病、传染病。
不得不说，这样做虽然引发印度土人的反抗，不过对部队也不是没有好处——乙军群的士兵们坚定的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对于共产党思想浓厚的讲武堂军来说尤其重要。
另外，部队的防疫工作也比必须尊重当地风俗的甲军群好太多了，甲军群一度有超过20%的士兵处于伤病状态，而在乙军群，这个数字是7%，而且还在继续降低。
当然，由此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乙军群不可能从印度当地获得足够粮食补给和人力支援，否则他只能强抢。
所以孙珵不得不一直沿海岸线行动，这样可以利用华军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直接把物资航运到自己手中，避免陆路运输的麻烦和浪费。
由于中国方面确实没有占领印度的想法（虽然经济殖民是少不了的），所以华军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印度本地军队的建设。
甲军群方面，随着刘伯承连续取得两场歼敌四五十万的大胜，并且完成对德里的包围，配合他作战的印度自由军兵力迅速膨胀。
1941年的最后几天，刘伯承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详细调查，回报给亚联参的结论是：甲军群有48万华军、4万朝鲜军、2万扶桑军以及多达62万印度自由军，合计116万人！
唯一的问题是，印度自由军缺乏重武器：华军拿走了缴获自盟军的全部卡车和火车头，朝鲜人和扶桑人挑走坦克和大炮，印军则只剩下小口径火炮、迫击炮和各种轻武器。
所以刘伯承对印军的战斗力很是怀疑，他也只是把这些人当成最普通的治安军使用，或者干脆就是用来壮壮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