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从郊外渗透到上海市内，突击队员们发现敌人对上海周边地区的控制和监视可谓漏洞百出。
这其实并不值得奇怪，此时关内侵华日军总兵力只有区区八十多万，分散在整个沦陷区，要抽调数万兵力进攻国军（枣宜会战），还要准备大量机动兵力应付华北八路军和华南新四军的游击战（还有少量例如忠义救国军之类的国府敌后武装），剩下的兵力用来基本控制大城市已经捉襟见肘，中型城市，日军就已经沦落到以中队级日军和大量伪军混杂加以控制的地步。
再下沉到小城镇，哪怕是上海周边的小城镇，都不能保证有一个小队的日军驻扎；到农村这一行政级别，日军就完全只能通过伪军、维持会和所谓自卫团来进行间接控制了。
实际上，徐栋、李青一行人从郊区渗透到上海市区的这段路上，他们一个真正的日本兵都没能发现，倒是看到了很多伪军。
只是他们这么多人大白天潜入，还带着两个绝对外行的姑娘，这些伪军居然没能发现他们，可见这些家伙的警惕性是多么低下。
当然，在这个时候，伪军没有警惕性其实是件好事——对双方来说都是，因为这样华军突击队不用分神杀光他们，而这些伪军也有机会多活几天。
进入上海市内后，突击队再次分散，李青带着他的人去各处搜罗报纸书刊，他们锦衣卫经常有驻外任务，这个世界的上海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不熟悉的外国，所以他们来执行这样的任务再合适不过。
徐栋指挥的陆军人员则在两个女高学生的带领下，挨个拜访上海的几所学校，如果期间有学者或学生愿意跟着他们走，那么陆军侦察兵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武力保护。
两队人都带了很多硬通货，不是纸币，而是金条和银元（墨西哥鹰洋，明末就大规模进入中国了，到这时也还在正常流通），根据唐真和孙二虎等人的说法，在大上海，或许会有人不认识美元英镑，但任何人都不会拒绝金银。
进入市区，徐栋小组的人又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在两位姑娘的指引下拜访上海市内所有重要学校。
徐栋本人首先要拜访英租界内租屋开课的复旦大学、公共租界的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和光华大学、法租界的交通大学以及震旦大学。
另一队人则在慧慧的带领下拜访上海几所著名中学。
……
交通大学黎曜生校长最近深感心力交瘁。
不，不是最近，实际上，自从37年抗战开始到现在，他就没有放松过一天。
当初77卢沟桥事变爆发，黎校长就预料到日军可能会进攻上海，于是他一边把学校里的藏书、实验设备转移到法租界隐藏，一边多次向国府请求学校内迁，然而全部遭到断然拒绝。
甚至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沦陷已成定局的时候，黎校长再次申请内迁，也被果府拒绝。
原因倒也简单——交大校舍一路之隔就是法租界，国府认为交大不停课，有助于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向“国际友人”展示国人抗战之决心……
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交大不得不迁入法租界，黎校长和学校主要教师、学生骨干又不得不开始周旋于租界、国府、汪伪以及侵略军等多方势力之间，艰难办学。
然而，在孤岛一样的租界维持学校，所需耗费的精力和金钱都是个庞大的数字，黎校长多次向内迁的国府相关部门申请经费，却只得到了“务请继续苦撑”的答复而已。
汪伪和日本侵略者处于粉饰自己的目的，倒是愿意批复经费，但是要求交大迁出租界，接受汪伪相关部门领导，这是老同盟会员黎校长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最终，交大没能得到任何一方的经费，也只能通过租界内外国人捐款勉力维持。
而交大自迁往租界到现在，已经欠下60万元（1940年币值的法币）巨款，即使这样，作为此时代中国最大的理工大学，留在上海的交通大学仍然能够每年为国家提供150到200位理工科毕业生人才（抗战期间交大的毕业生都要想尽办法逃离沦陷区去为国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