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社会剧烈动**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甚一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强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一严峻形势使丧尽人心、难以照旧统治下去的清政府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于是，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而改革教育则是“新政”的重要内容。此期的教育改革包括废科举，公布新学制，兴办学校，设立新的教育管理制度，拟定教育宗旨，派遣留学生等。总之，清末教育改革是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清朝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之间矛盾交织的结果，也是清政府为顺应形势、维护统治而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初时，科举制便受到人们的批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揭露或抨击过它的弊端。但是，作为建立在封建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及近代工业、教育的产生，持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日益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废除科举制成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新政”期间宣布废除之，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大致讲，晚清废除科举制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舆论准备阶段。鸦片战争时期，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就对科举制的弊端进行了揭露、批判。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中说：“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然而“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16]魏源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一文中也指出：科举取士是用“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的学问本领，来培养、选拔“不识工、农、礼、乐、兵、虞、士、师为何事”的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7]其后的冯桂芬写有《改科举议》，揭露明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流弊，指出八股时文是“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18]欲更其弊就要变更科举考试的内容。此后，要求变革、废除科举已成了当时清朝上下一致呼声，迫使清政府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改革。
第二阶段是改革科举内容。1887年4月18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上奏道：“臣愚以为西法虽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考国子监原设算学，比岁各省学臣于考试经古外，加试算学；可否仰恳天恩，饬下各该学政，于岁科试报习算学之卷面，试其实在通晓者，即正场文字稍逊，亦宽予录取，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该堂官覆勘后，作为算学生员。届乡试时，治算学之生员，除头两场仍试四书五经之外，其三场照翻译乡试例，策问五题，专试算学；再照官卷例，另编字号，于定额外酌中数名。会试亦如之。”[19]清廷照准。
戊戌变法期间，清朝政府明令凡乡、会试和生童岁科一律废八股、诗赋、小楷取士制度，改试策论。戊戌政变后，八股又曾一度恢复。1901年，清政府在“新政”的旗号下，再次下令废八股，改策论，废武试。
第三阶段是递减科举中额。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奏《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20]清廷允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