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投资于这些企事业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为阶级基础，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及革命派是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资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发动一场由浅而深、由温和到激进的教育革命。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改革主张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虬、容闳等。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早期改良派提出的政治主张带有较大局限性。他们既要维护其自身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又不敢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政治上向往君主立宪制度，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明智、开恩上，希图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
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抨击科举制度
首先对科举制的弊端予以揭露、批判。1861年，冯桂芬就认为科举制是“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41]其后，薛福成、王韬、陈虬、郑观应等，都针对科举内容的空疏、不切实用，八股文对人们思维的禁锢等予以针砭。他们要求“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闲、破累朝积习。”[42]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注重经术、史事、经济、舆地、算学等实学科目，要求在科举的形式上，停止虚浮骄作的武举考试，增加算学科。19世纪90年代初，郑观应明确提出在举行科举考试时，应“首科既毕，挂牌招考西学”[43]，将西学列为一科，做到学以致用。
（二）倡导西学
他们认为要培养新的人才，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学习西学。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就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其后，冯桂芬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下，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要求。遵循这种思想模式，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积极倡导学西学。就西学的范围来说，冯桂芬在1861年所提的西学，内容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舆地等，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随着社会认识程度的提高，至19世纪80年代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已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内容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
（三）改革书院、设立学校
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内最早将培养新的人才与设立学校联系起来的人。1860年，他曾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建议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武备学校，并仿照西方颁行各级学校制度。[44]此后，郑观应明确提出了改革旧式书院、设立学校的主张。他认为传统的、为科举作准备的旧式书院，学习内容空疏，方法落后，不可能承担培养新式人才的任务，所以必须从教学内容上对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增加西学的内容。他还提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主张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高、中、初三级学校，包括普遍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他主张在京师设立大学，在各省省会设中学，在县设小学，在各乡设私塾。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以考试的结果为升级的标准。鉴于具体情况，他提出了“变通”的具体方法，即将中国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功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主张改书院为学堂的倡导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