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四书五经是学生的基本读物，科举取士是士人的唯一出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教育虽已离开了家庭，但还没有固定在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之中，并且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以八股文、科举取士为中心，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腐败透顶，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遏人才的障碍，亟待改革。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的中华帝国开始跨入了自己的“解体的过程”，出现了种种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时代特征。其表现为：在国际地位上，中国由独立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放弃闭关政策，走向世界；在经济领域，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在社会上，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出现，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工商社会逐渐产生。国际联系的扩大尤其外交事务的频繁，经济领域的变化尤其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异动尤其社会主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如此等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学校制度那样的新式教育的出现，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痛感“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1]从而迅速形成了御侮自强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在这为期30多年的时间里，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外语、专业技术、水陆师武备三种类型的学堂，还兴办了留学教育，改革书院。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维护封建统治。但随着它的发展，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内容、形式、方法乃至体制都或多或少地突破封建教育的樊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一、外语学堂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当年夏天，10名满族学生入馆学习英文，第一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正式开学。其后两年间，上海同文馆（1869年改为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也次第成立。除以上3所主要的外语学校，还有新疆俄文馆（1887年设）、台湾西学馆（1887年设）、珲春俄文书院（1889年设）、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设）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1902年全国教育经过改革，成立大学堂，北京同文馆遂并于京师大学堂。
北京同文馆
外语学堂创办的明确目的是要尽快培养外语人才，偌大中国没有一位合适的外语教师，聘任外国人任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同文馆从初创之始算起，前后大约聘任了70多位外籍教师，其中不乏为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做出成绩者。如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本是美国传教士，通晓中文，曾任馆中英文教习，讲授国际公法，1869年受清政府任命为总教习，任职达25年之久。再如英籍教师傅兰雅（JohnFryer），曾先后任过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他在华期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书范围极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个方面及社会科学某些方面，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洋务派在借材异邦与受制于洋人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较明确，同文馆在聘任第一批外教时就“预为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3]。
这些学堂设置的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希腊文以及国语。这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而定，后因培养掌握科学技术人才的需要，又增设了舆地、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万国公法之类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