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揭露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在其所撰《仁学》中，强调“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所谓男女上下通，是要求男女平等。为此，他批判了片面的贞操观，认为：“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无忌；女一**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76]性并非恶事，挑开其神秘的面纱，男女正常交往，就不存在**。他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77]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之后，指出“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也就是说，旧的礼教是人为造成的，是男女不平等的恶果。他强调：妇女自强是国政之根本，而要使妇女自强，“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78]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总之，男子主动努力地去破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这实是戊戌时期妇女解放的一大特色。
（二）兴女学，强国基
维新志士中提倡女学，应以宋恕为最早，1891年他在《变通篇》中提出：“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79]以后郑观应、陈炽等进步思想家都发表过不少兴办女学的言论。维新运动兴起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从强国保种，培养有知识的妇女人才的思想出发，大力倡导女子教育。他们利用报刊广为宣传，大声疾呼，一时间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兴女学运动。
康有为主张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男女应该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方面，也要不分男女，同等对待。从小学、中学、大学，人人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20岁，在学成之后，可以为官、为师，“但问才能”，不问男女，不应有其他限制，甚至担任大学教师都应同等待遇，“大学之师，不论男女，择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为之。”[80]在中国长期没有女子教育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提倡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在当时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
梁启超也是兴女学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看来，女学不兴是国家积弱的根源，而“智男而愚妇”又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兴女学让女子受教育不仅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前提和强国的基础，而且也是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重要途径。此外，兴女学的重要性表现在经济上可以使妇女自立，可以解决中国忧贫的问题；表现在教育方面可以很好地对后代进行早期教育，提高民族整体素质；表现在人才方面可以挖掘妇女的智慧，假若能使女子从事于学，必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81]显然，梁启超明确地把兴女学与救亡图存问题联系到一起了。总之，“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82]培养具有广博的近代知识和自立处事能力、能持家能教子的贤妻良母型的女子，这是梁启超兴女学的目标所在。为此，他积极倡导兴女学，并于1897年帮助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满怀**地写下了《创设女学堂启》，发表在《时务报》上，希望以此为起点，在各地办更多的女学堂。梁启超从男女平权思想出发，重视兴办女学，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充斥的清末，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开拓了时代的新风气。
严复也非常重视妇女的健康和对女子的教育。他依据进化论而提出的“母健而后儿肥”[83]一句，成为常被人们引用的时髦口号。严复也是上海经正女学的热情支持者，1898年1月特为女学写了《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论述了兴办女学堂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所以他认为“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84]他倡议“禁缠足，立学堂”，希望能让妇女与男子一样，既能读书，又能阅世。他的开女禁、兴女学、倡男女平等的主张，有极大的启蒙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