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后，许多妇女投入了反清战斗。据文献记载，太平军女战士“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71]“攀援岩石，勇健过于男子”。[72]说明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妇女起过积极重大的作用。太平天国政府实行的许多政策确实也体现出妇女解放的精神。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农民政权，特别是随着该政权定都南京后开始的封建化过程，使被打乱的封建秩序又重新复活。例如重新宣扬三纲五常思想，恢复一夫多妻制，始终不许离婚等，很难使妇女享受真正的平等权利。总体而言，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旧道德对广大妇女的束缚，表现了劳动人民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愿望，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提出的妇女解放措施并未彻底实行，而且在总体水平上没有超出传统思想的范围，这使它的积极意义又大打折扣。
二、戊戌维新时期的妇女解放
严格说来，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开始于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主张已经超越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水平。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为指导，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妇女问题，把解放妇女看作是维新变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晚清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努力破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
反对妇女缠足是维新派为实行妇女解放而首先采取的活动。康有为早于1883年就在广东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了不缠足会。1896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积极参与这项妇女解放事业。梁氏撰文指出，缠足陋习“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73]是中国致弱的根本原因之一。谭嗣同更历陈“缠足之酷毒”，指出：“缠足之大恶……将不惟亡其国，又以亡其种类。”[74]因此，中国要想图强发展，改变弱国地位，就必须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铲除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不仅在理论上反对缠足陋习，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1897年6月，他们共同在上海创立了不缠足会，推动这一运动。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取缔缠足陋习，还专门写了《请禁妇女裹足折》上奏光绪皇帝，企图借政府之力禁绝缠足陋习。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上海、湖南、福建、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地都成立了不缠足会。不缠足运动掀起了倡导女子摆脱束缚，实现自身解放的热潮。
主张男女平等，废除压迫妇女的封建条规，亦是维新派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妇女问题，大声疾呼，要求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是天生的人类，压制女子，使女子“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75]社会不公平到了这种地步是十分可悲的，既违背了公理，又不合乎人道。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包括从法律上确认妇女的地位；婚姻由女子自主，自行择配，不需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主张女子社交自由；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应相同。这些主张在他所写的《大同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