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曾国藩强调“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在重视儒家义理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他对宋儒“崇道贬文”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桐城派的各位宗师也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屡加贬责。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要想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须文道俱重，讲究文采。也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渐衰落的局面。曾国藩重视文章的修饰，注重“文境”的追求。他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4]，显示了他对文章艺术美的深刻理解。他还主张散文创作应从经学和道学中解脱出来，独辟蹊径。主张冲破桐城“义法”的框框，认为古之文初无所谓“法”，后人所创造的“法”，乃是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的结果。曾国藩勇于突破桐城旧轨，大胆创新，开辟艺术新境界，为桐城古文的振兴带来了一线生机。
曾国藩的散文主要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中的古文4卷。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寿文、碑文，其余的则是为同僚和友人而作的序以及为文集所写的序、跋。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散文具有明显的封建政治倾向和迷信色彩。其中很多篇章都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关。如《李忠武公（李续宾）神道碑》、《罗忠节公（罗泽南）神道碑铭》是歌颂湘军将领的；《林君殉难碑记》《毕君殉难碑记》是表彰与太平军作战而阵亡的将士的；至于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更是一篇污蔑农民革命运动的反动檄文，对于这些糟粕应该坚决剔除。在散文艺术方面，曾国藩基本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在继承桐城派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禁忌较少，奇偶并用，内容质实，舒展而有气势，与以往的桐城古文有着明显的区别。梁启超曾称誉曾氏散文为“桐城派之大成”，但据实而论，曾氏的散文创作远不及他的文论成就大。
曾国藩虽然被推为桐城中兴的盟主，但实际只是利用桐城派的影响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其目的在于借助桐城派这块金字招牌，来扩大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他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使湘乡派一时蔚为大观。但由于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义理为根本宗旨的立场，这种桐城“中兴”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没落以及西学的逐步传入，桐城派后人被迫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朝着更加接近经世文派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之后，桐城派中有名气的人物有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四人之中除张裕钊外，其余三人或者当过外交使节，或者出洋考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他们的散文能够突破桐城古文的局限，注重反映社会上的新事物、新生活、新气象，从选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大胆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散文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
但是，无论桐城派如何变革，它毕竟是在旧的框框内的修修补补，已经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的需要。曾门四弟子之后，有影响的桐城派作家已屈指可数。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后，桐城古文已成为阻挡新文化运动的障碍，尽管有林纾（1852—1924）、马其昶（1855—1930）、姚永概（1866—1924）等人相互标榜，但桐城派的没落之势已成定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深入，桐城派便逐渐在近代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二、“文体革命”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