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在晚清初期得以中继和扩展四方，梅曾亮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桐城派作家，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朱琦（1803—1861）、吴敏树（1805—1873）、曾国藩（1811—1872）、戴均衡（1814—1855）、王拯（1815—1876）等。他们大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以前的桐城古文加以变革，写出一些面向现实、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如吴敏树的《书谢御史》、王拯的《陈将军画像记》《王刚节公家传跋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体现了晚清初期桐城派的重大变革和新的成就。
随着姚氏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衰落之势日渐明显。就在此时，曾国藩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势力，大力收罗天下文士，从而使桐城派再度出现所谓的“中兴”局面。当时聚集在曾氏周围的幕府宾僚多达百人以上，其中除十几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他如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郭嵩焘（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俞樾（1821—1907）、王闿运（1832—1916）等，都是当时提倡古文的著名人物，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由于曾国藩是湘乡人，故人们又将桐城派的这一支系称为湘乡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风流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2]
曾国藩很早就开始学习桐城文，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后来，由于经世文派的兴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国藩对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桐城派要想振兴，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变革。他受梅曾亮“因时”观的影响，认为只有经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他在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证、词章”三项中又加入“经济”，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实与经世致用同义。提倡文章的“经济”作用，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阔，这是曾国藩对散文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曾国藩很推崇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因为该书完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录的。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