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的巨大变革在散文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散文从思想内容到文体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桐城派适应时代的要求，对自身加以改革，从而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经世文派的兴起，使散文的社会作用受到重视，为晚清散文注入了鲜明的革新精神；而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体”，更是为近代散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将散文革命引向深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清时期散文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一是晚清桐城派的复兴，一是“文体革命”的兴起。
一、晚清桐城派的复兴
桐城派自康熙年间创始之后，由于符合当时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和崇奉程朱理学的需要，从而得以迅速发展，在清中叶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新的思想逐步传入，所有这些，都使得空谈义理的桐城派无法继续独霸文坛，而是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桐城派所提倡的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及其在创作上所遵循的那一套起承转合的清规戒律，都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特别是姚鼐去世之后，桐城派的显赫之势也随之而去。赖以继桐城余响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1]管同（1780—1831）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去世。方东树（1772—1851）是桐城派的理论家，代表著作有《昭昧詹言》等，不过，此书主要是以桐城“义法”来论诗的，他在散文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姚莹（1785—1853）则不仅在散文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他的《东溟文集》中的许多散文，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四人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是姚鼐去世后桐城派的核心人物。他虽系姚门著名弟子，但由于受社会形势的影响，其文学思想和兴盛时期的桐城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主张文章要“因时”，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也要变化；作家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创作出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来。这对于日渐程式化的桐城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改进，其结果是使得桐城派逐渐向经世文派靠拢。在创作实践中，梅曾亮的作品确实反映了新的时代内容，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审美个性。特别是他的散文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被当时的桐城派奉为“大师”。他的散文善于以小言大，借古喻今，往往从现实生活小事或某种历史现象出发，去探讨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如在《观鱼》中，作者描写了鱼在网中跳跃的情景，有入者，有出者，“跃而出者”欣然自得，“跃而不出者”黯然失意，然而，它们都跳不出那张更大的网——鱼池。作者由此感叹人生在世，尽管为了名利前途奔波一生，但最终都摆脱不了整个社会环境的束缚，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说明作者已经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正视现实。再如他的《帝鉴图诗序》《十六国宫词序》《平准书后》等都是以古讽今的名篇。梅曾亮的纪传体散文也很有特色。如其《蒋念亭家传》《栗恭勤家传》《艾方来家传》等，通过对传主日常琐事的描写，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力求通过这些形象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风俗好尚”。在语言方面，梅曾亮的散文突破了桐城前辈的束缚，吸收了汉魏六朝文章的辞采，从而大大提高了其艺术魅力，这对桐城派来说又是一个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