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更加黑暗。资产阶级改良派配合维新变法的需要，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把新的思想观念引入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在小说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次运动中充当旗手的是“文体革命”和“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梁启超在19世纪末率先注意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1897年写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认为小说可以“激发国耻”“移风易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提出要以“新编小说”取代“诲**诲盗”的旧小说，从而强化小说的社会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为了启迪民智和宣传维新思想，他首先提出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小说”。为此，他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第一次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强调了小说的政治功能。1902年，他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地位、社会作用、艺术特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可视为“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纲领。梁启超还在《新小说》上开辟《小说丛话》专栏，专门为小说理论研究提供园地，为小说理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冲破传统桎梏，更新小说观念。以往的统治阶级总是把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甚至把小说斥为“邪宗”，并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梁启超等人则大异其趣，公然把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认为社会进步，“赖俚歌与小说之力”为多，“小说为国民之魂”[13]。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更将小说的地位置于经史之上，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新型的小说观念，对小说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方面是此期小说理论的最大特色。以往的小说理论仅仅将小说的作用归结为“娱心”与“劝惩”，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宣传维新思想、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需要，明确提出要将小说当作改良社会、革新政治的工具。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并以有利于政治之进步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这与封建文人所谓“惩恶劝善”的批评标准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小说观的新的时代和阶级特色。在选材方面，梁启超说，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当时中国时局者，明确认识到小说要想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就必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第三，初步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理论。以往的封建文人由于视小说为“末作”，从没有也不可能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进行科学的研究。梁启超等人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对小说的特征、小说和生活的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等问题都有所阐述。他们认识到小说与科学著作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形象性、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强调虚构性和典型性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关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的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突然刺激读者感情；“提”是指使读者感情与小说相融合。这四个方面从文艺心理方面揭示了小说对读者起感染作用的全过程，是梁启超对中国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关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梁启超等人也有不少好的见解。尽管这些认识还显得比较粗糙、幼稚，缺乏科学体系，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它们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小说的偏见，有力地冲击了以往由封建文人所操纵的小说界，彻底扫**盛行一时的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带来了小说创作的高度繁荣。
登载新小说的刊物《绣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