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进步思想家那里，“公德”又被称为“群德”或“合群之德”。许多思想家受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的影响，出于强国生存的需要，都特别强调“合群”的重要性。康有为认为“群则强”“合则强”“多则强”“公则强”，[35]主张合、聚、多、公的重要性，强调合群与强国的依存关系。严复也说“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则存，不善群者灭”，[36]所以能否合群是一国能否强大的标志。日本“以小国寡民而能强，实由能舍身以御外侮，能合群以卫种族之故”，[37]而近代中国人受辱，主要是“吾同胞分群角立，安分守己，与自扫己门休管他人之成效所至也。”[38]在近代思想家那里，“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舍己为群”“舍身以御外侮”等说法都可以概括为“群德”。因为，当国民不具有合群之德的时候，即使强行把许多不能为群的人集结起来，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合群，因为缺乏群的精神，只能称为“无群之国”“无民之国”。那么，何为“合群之德”呢？按梁启超的话即是“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39]从中可以看出，强国保种讲求爱国主义是近代思想家提倡公德、群德的目的。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强调“合群”、提倡公德、群德的重要性，具有唤起民族觉醒的重要意义。
二、自由平等观
“自由平等”学说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战斗口号和斗争目标，也是政治伦理道德原则。在西方，这些政治伦理原则在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批判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斗争中曾发挥了理论武器的作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积极提倡这些政治伦理道德原则，并用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理论武器。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们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对自由平等有过许多论述，其中严复、谭嗣同的议论较有代表性。
严复对自由道德观的论述较多，他在自由问题上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说，所谓自由，就是人各自主，“无相侵损”。人人都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侵损别人的自由或自己的自由被人侵损，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自由。西方的“自由”，承认人的自由自主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他认为这才是人的个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自由。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在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中国历代被人们尊奉为“古圣先贤”者何以不敢提倡自由，而偏偏“最重三纲”呢？严复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根由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40]究其原因，“盖我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以相安相养而已……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41]控制和驾驭人民，是统治者不立自由之教的根本原因，而正因为封建伦理道德“牢笼天下”，扼杀人的自由，才使得“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42]严复认识到，缺乏自由精神，是中国四万万民众在“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较之西方国民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出于反对封建礼教摧残人的自由自主权利的现实需要，严复积极宣传和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伦理观。
谭嗣同是平等道德观的积极提倡者，平等亦是其“仁—通—平等”伦理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而他的“仁—通—平等”的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谭嗣同还用平等观来评价传统的人伦关系，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