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两人。罗振玉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主要贡献是整理了大量古文字的原始资料，抢救并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以殷墟甲骨为例，罗氏继王懿荣、刘鹗之后，广泛搜罗，不但尽得京津厂肆所有，还特地遣人专程赴安阳采掘购求。数年之间，得甲骨3万余片。可贵的是，罗振玉还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有重要建树。他于1910年所作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分考史、正名、卜法、余说4项加以论述。此书不仅考定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即为殷墟，考定“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而且在考释文字方面，该书考释出二三百个单字。经此努力，许多卜辞也可以大体通读了。4年后，罗振玉在日本又把他历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殷墟书契考释》2卷。全书分8章：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内容比《殷商贞卜文字考》增加几倍。此书对甲骨文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为后来学者从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开辟了途径。其中“文字”部分考释出单字近500个，更是为日后字典的编纂创造了条件。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
继罗振玉之后，在古文字及古史研究上贡献较大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浙江海宁人。他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史学家和学者，一生著述有62种之多，为学术界所崇敬。他在哲学、文字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王国维突出的贡献是在罗振玉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等材料，印证古书中关于古史的记载，获得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等作品中，使《世本》《殷本纪》所载先公先王世系，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中得到证实，发前人所未发。这些成果尽管发表在民国初年，但问题的提出、开展研究的条件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或具备了，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功绩时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77]这种评价完全符合实际。
注释
[1] 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光绪七年刻本。
[2]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207页。
[3]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四，2页。
[4]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鸦片战争》第5册，571页。
[5] 王韬：《普法战纪前序》，《弢园文录外编》，229页。
[6]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1页，淞隐庐光绪十六年刻本。
[7]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七，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版。
[8]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9] 黄恩彤：《抚远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434、411页。
[10]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1321页。
[1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6页。
[13] 《蔡元培选集》，216页。
[14]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99页。
[15]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八，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