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为晚清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型的文艺思想，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死气沉沉的晚清初期文坛。他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文学观，突出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学要面向社会，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反对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章“义法”，反对无病呻吟和虚伪造作，认为文学创作贵在真实自然，贵在反映人们的真情实感。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其“尊情”说。他所尊之情就是真情，就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愤激之情，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进取之情。龚自珍作为晚清文坛以文议政之风的开拓者，其文艺思想闪烁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初步具有思想解放和文艺革新的意味。他的文艺思想得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的响应，从而在晚清初期形成了著名的“经世致用”派，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萌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包世臣（1775—1855）和蒋湘南（1795—1860）都是“经世致用”派的重要文艺思想家，他们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全面批判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统”“道统”和“义法”，动摇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石，促进了当时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气的转变。
林昌彝（1802—1876）虽然在当时名气不大，但他的《射鹰楼诗话》却是一部能代表晚清文学时代精神的理论批评著作。“射鹰楼”谐音射英，隐含着抨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之意。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正是要通过讲评诗歌抒发他的反帝爱国热情。该书以两卷的篇幅辑录与评述了描写鸦片战争的诗歌，展示了近代反帝爱国诗歌创作第一个**中的光辉业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在诗歌理论上，林昌彝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他所肯定和称赞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现实并服务于反帝斗争的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还特别强调诗人人品的重要性，并且主张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偏嗜一格，这些认识在当时都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阶段比林昌彝更重视作家人品的还有刘熙载（1813—1881）。他的《艺概》是一部很有见地、闪烁着辩证思想光辉的文艺论著。在《艺概》中，刘熙载十分强调作家思想品德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诗品出于人品”的文学命题，并运用这一批评原则去评价历代的作家作品。当然，由于刘熙载出生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世界观中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他所要求的人品也是以儒家的思想道德修养为标准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是，他又以高尚的理想抱负、健康的生活情趣、激越的爱国思想和经世态度来重视作品思想内容的评价，反对绮怨**鄙、无病呻吟的文学风气，因而又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刘熙载还十分重视文学的独创性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并企图用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来揭示文艺本质、创作规律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为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太平天国的文艺思想以及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的文学主张，也都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