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学也是一次有力的扫**，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斗争，加快了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程。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洪仁玕等人根据洪秀全指示所撰写的《戒浮文巧言谕》及《钦定士阶条例》等文件中。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批判封建文化，要求文学创作为农民革命服务。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洪秀全等人就向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的基石孔孟之道，更是深恶痛绝。他们捣毁孔庙，焚烧儒家经典，视《五经》《四书》为“妖书”，严禁买卖藏阅，违者甚至处死。这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显然有些过激。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在文化政策上有所调整，并根据革命的需要对儒家经典加以删改，剔除糟粕，存其有用者，而进行剔除和保留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当时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这种由全盘否定到有选择地继承的态度的转变，表明了太平天国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洪秀全本人就做过删改《诗经》的工作。他在《删改〈诗韵〉诏》中明确要求，要将《诗经》删改成一部“足启文明”的诗歌总集。太平天国的这些做法，体现了要求文学为农民革命服务的政治观点，反映了太平天国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重视，这相对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来说，是一种进步。
太平天国要求作者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要能真实、正确地反映现实，要有作者的真情实感，反对华而不实的“浮文”和矫揉造作的“巧言”。《戒浮文巧言谕》中明确指出：“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钦定士阶条例》中又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言一句之末，要必绝于邪说**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太平天国认为，文艺能够体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因而对于每一句话都应持慎重的态度，要使它们都能符合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能够为宣传太平天国的新思想服务。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具有现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感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当然，这里所说的“文艺”，并非专指文学作品，其中也泛指各种文章、文书和文告。
在文学形式上，太平天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们敢于打破当时盛行的“八股六韵”的旧框框，提倡使用较自由的文体形式。特别是洪秀全，写文章、颁诏书都喜欢用民间歌谣，这无疑给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增添了一股新鲜气息，可视为文体革新方面的初步尝试。在语言方面，为了使一般群众便于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反对用典和藻饰，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话，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太平天国的这些文学主张，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迅速崩溃，急遽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提出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冲击，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在文艺思想领域的统治基础，对当时官方的“道统”“文统”，桐城古文的“文法”，宋诗派的“诗教”，八股时文的清规戒律，都进行了有力的扫**，对其后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当然，以农民阶级及其思想为主体的太平天国不可能将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也为他们的文学主张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们一方面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文章中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封建意识。他们的文章、文告中，“上帝”“耶稣”“天父”“天兄”等词语比比皆是，任何文章的开头，都要首先称谢“天恩、天王之恩以及东王、西王之恩”，这和封建官方的奏文、呈文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局限性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自身素质造成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