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晚清时期的书法与篆刻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书体、印风多变，不同的流派交相辉映，且人才辈出。诸多书法家、篆刻家在其书法、篆刻实践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学体系和篆刻风尚，开拓了书法、篆刻继承与创新的新局面。
一、书法
晚清时期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此期书界碑学大盛，主导书坛，同时又兼容帖学，广博精取。其书体各异，面貌独特，风采夺目。诸多书法名家不拘前人陈法，勇于创新，从而推动了晚清书法再起**，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晚清书坛格局的形成
晚清书坛在经历了清初帖学居于主位，碑学初兴，到中期的碑、帖二分天下之后，形成了以碑学为主导，兼容帖学的发展格局。
清初伊始，书坛出现了既扎根帖学又写碑铭的书家，它与明末清初古文字学、金石学渐兴不无关系。到了嘉庆年间，金石考据学兴盛，客观上推动了书法的革新，促进了碑派的初兴。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为尚碑书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嘉庆以后，由于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诱发，改变了一些书家的审美趣味。加之阮元、包世臣在理论上的倡导，碑学开始兴盛。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首先提出了书分南北两派的观点，接着又用“帖”、“碑”说明南北两派的本源和审美倾向。在阮元的论述中，明显有“扬碑抑帖”倾向。继阮元之后，又有包世臣提倡碑学，推波助澜。他比阮元更进一步，将碑刻书法尊为正宗，以致“尊碑抑帖”。
进入咸丰朝，碑派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到了光绪，尊碑之风大盛，既有书法实践方面的承续，又有理论方面的先导，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在1888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中，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碑学理论。此书从两个方面为碑学确立了在清末书坛的主流地位：—是系统地形成了碑学理论，从理论上阐明了尊碑对挽救当时书坛风尚的作用；二是充实了碑学的涵盖范围，把过去碑学仅指的北魏碑，扩展到整个魏、晋、南北朝碑版，并广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学成果，使其碑学理论更趋完备。至此，碑派书法完成了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变革和创新，从而进入了全盛阶段。
在形成了以碑派居为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一批兼容碑帖的书家，活跃于清末书坛。他们把碑和帖融为一体，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像何绍基书法初宗颜真卿，得其精髓，后又精研北碑，并吸收了先秦、汉魏碑版的气质和用笔，形成了凝重、奇峭、雅而含蓄的书法风格。其原因就在于他“碑”中有“帖”。晚清时期的书家，虽然主观上尊碑抑帖，但在书法实践中往往碑帖兼顾。像沈曾植，当时他正处在碑学昌盛的时代，他的书法不仅从碑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而且还涉猎章草，融会碑帖。因此，他的书法在晚清极具代表性。这样的发展格局，促使了清末书坛在继唐、宋之后，再次形成高峰。
（二）晚清碑学崛起的原因
尚碑之风从乾隆、嘉庆时期的初兴，到晚清时期地位真正确立，其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二。
一是由于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畏慑于文字狱，大都转向考据。书家也多沉浸于碑、碣、墓志、石幢、造像、瓦当、钟鼎、甲骨、简牍、秦玺、汉印等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使书坛为之震惊。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即激发了他们从中汲取古代书法营养的兴趣，并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为书学发展开启了新契机。到了晚清强烈的政治因素又直接渗入到碑学之中。康有为就曾把鼓吹碑学，融进了自己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想中，他说：“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4]他所攻击的帖学和萎靡的书风，实际上是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意识。因此，前者在考据中间接地发掘了碑学书法的价值，后者则把书法的变革与社会变革融为一体。以此，在相互影响中促进了碑学的形成和书法的发展。
（三）晚清碑派诸家的书法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