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政治局面，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冲击。一些进步人士不满于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用西方文化作为推翻封建统治、促进文化革新的工具。为了让国内更多的人了解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开始翻译各种外国著作，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晚清翻译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晚清翻译文学正式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以王韬、张芝轩翻译的法国国歌和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为标志。此前虽有不少人如林则徐、马建忠等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们的翻译还只局限于介绍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很难称得上翻译文学。中国翻译文学在开创阶段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内，更是出现了翻译文学的**。这些翻译文学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是翻译小说。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翻译小说达600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的三分之一。此期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品种：有梁启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说，如梁启超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熊垓译日本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有轰动一时的侦探小说，如奚若译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周桂笙译法国鲍福的《毒蛇圈》等；有配合社会改革和“新民”需要的教育小说，如包公毅译法国加尔威尼的《铁世界》《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有旨在启迪民智的科幻小说，如卢藉东译法国凡尔纳的《海底旅行》等。这些新型小说的传入，使国内读者耳目一新，大开眼界，从中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光怪陆离的新景象，也使国内小说家开阔了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有很多学者提倡翻译文学和从事翻译工作。他们中有的是政治家，为建立翻译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立下了功劳；有的是学者，在介绍进步思想、建设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有的是作家，在翻译实践方面树立了榜样。其中较早并且较著名的有梁启超、林纾等，他们在开创晚清翻译事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和他从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同时开始的，他于1896年在他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的《论译书》一文，是中国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文学的论著，文中阐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现起到了开创之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又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例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并亲自从事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先后翻译了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为《佳人奇遇》而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一篇有关翻译小说的重要文章。文中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将会收到启发民智、弘扬爱国精神的社会效果，对于革新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此文一出，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翻译小说之风蔚然形成，一时间翻译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侦探小说充斥了文坛，吸引了广大读者。各种小说刊物发表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创作小说。梁启超随后还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世界末日记》等小说；他还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了英国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这是拜伦诗作在中国的最早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