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太平天国对封建旧道德的冲击基本停留在形式上，并未完成中国社会新旧道德的更替。太平天国在提倡朴素平等思想的同时，也在宣扬封建伦常，在道德建设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天朝印行的《天父诗》《天条书》等文件，都系统地宣扬封建传统道德，《太平礼制》则建立起一套极为森严、繁琐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太平天国当局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妇女，另一方面又强调“严别男女，整肃后宫”。天王洪秀全在一道诏旨中说：“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9]太平天国起义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在道德上出现了向纲常名教复归的倾向，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而是小生产者，在各方面都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提出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来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实现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重建。
三、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批判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神州大地兴起了两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一场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另一场是辛亥革命。这两场运动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政治斗争。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接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民权说、自由平等观念，形成了新的伦理道德主张，具有崭新的批判封建旧道德的思想武器。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起义者所不能比拟的。正是由于维新派、革命派拥有新的思想武器，他们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举“道德革命”的旗帜，对封建旧道德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而批判最猛烈的是“三纲”道德观念。下面作分别叙述。
（一）对“君为臣纲”的批判
“君为臣纲”是“三纲”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而，它遭到的批判也最为集中。
维新派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在三纲五伦之中，“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10]他从要求“民权”这一近代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忠君”观念。谭嗣同用“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论解释国家和君主的起源，以及君、臣、民三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为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1]
谭嗣同在这段文字中明确地指出，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为百姓办事的人，所谓“君权神授”纯属君主为维护君权而虚设，明确提出“废君权，兴民权”的命题，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历史上“重民轻君”“民本君末”的社会伦理思想。
谭嗣同还批驳了“忠君”“死节”这一在封建制度下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可悖逆的道德准则。他说，统治者将反对“忠君”“死节”等封建道德教条的言行视为“叛逆”，并列于“十恶”之首，这种做法违背了“天理”。因为“君者，公位也。……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12]如果说天下有叛逆之事，那么君主就是最大的叛逆者。君主为所欲为就是对百姓的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