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7]
他所说的“我”是一种主观精神，是与程朱理学中的“道”与“极”相对立的道德精神观念。很明显，龚自珍是在用主观唯心论的道德主张反对封建统治者推崇的程朱理学所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道德精神，具有进步意义。
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不仅在抨击旧道德，揭露道德危机方面有着社会震撼作用，而且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这种呼声尽管很微弱，但成为他们伦理思想中具有新意的内容，包含着近代“道德革命”的思想萌芽。
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传统道德的冲击
下层民众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伦理道德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把基督教教义与农民平等观念、传统儒学中的一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清朝统治阶级尊奉的正统道德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43年，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中的宗教宣传后，把村塾中的孔子牌位撤去。孔子是封建时代纲常名教、正统道德精神的总代表，洪氏的这一举动对于封建道德是一种大胆的藐视和不恭。在《太平天日》一文中，洪秀全编排了一个皇上帝鞭挞孔子的神话故事，明白地告诉人们，他试图用经过改造之后的西方基督教教义，来批判和改造中国旧的伦理道德说教。洪秀全不仅做出一系列反传统的举动，而且还提出自己的宗教道德观念。他“将基督教与中国人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信仰联系起来，使互相适应，以便于传入民众而已”。[8]他认为，天下人皆为上帝的子女，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平等。他在《原道救世歌》中主张：“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世界上强凌弱，富欺贫的现象，都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亟应改变。这些主张不仅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而且也是对强调等级尊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尤其在起义之初，太平天国的朴素平等思想得到较好的贯彻，在起义队伍中建立起较为和谐的内部关系。如所有参加起义的人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原道醒世训》云：“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觉世训》云：“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平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尽管这些规定和主张未能真正贯彻，但它毕竟反映了农民群众渴望摆脱封建经济剥削、精神压迫、道德束缚，向往新生活的良好愿望，对于纯洁起义队伍的道德，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采取的妇女政策，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如允许女子同男子一样参军参政，禁止封建买卖婚姻，废除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缠足等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使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也是下层民众冲击传统道德牢笼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