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并没有立即转变为近代社会，而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仍然保持着传统封建社会的形态。由于清王朝的极力提倡，封建旧道德一度出现强化的趋向。当然这并不表明封建旧道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不过是其衰败中的回光返照而已。封建制度的衰朽，统治者的奢华，官场的腐败，理学的僵化、虚伪，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早已显露出封建传统道德的危机与末途。为了挽救封建道德的危机，清朝统治者不断发出“励道德、正人心、兴教化”的呼吁，企图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一些正统官僚士大夫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调强化封建道德教化的作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唐鉴的《省身日课》、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倭仁的《为学大指》、李棠阶的《志节编》《四书约解》等书，都是宣扬“忠、孝、节、义”“修、齐、治、平”的作品，一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潮及学术的涌入使中国传统道德面临着新的挑战，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又为中国封建旧道德的更新准备了内在的根据。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变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概而言之，封建旧道德在鸦片战争后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冲击：一是来自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批评，二是来自民间反抗势力的冲击，三是来自新兴资产阶级的批判。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道德反思
鸦片战争前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出“励道德、正人心”的呼吁声中，存在着一种与正统道德观念不同的呼声，这就是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所提出的振兴传统道德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危机的发生不是来源于纲常名教被削弱，而是由于正统道德过分地束缚人心，反而使人们失掉了耻辱心；而挽救道德的办法不能单纯依靠强化正统道德来实现，必须要提倡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与正统道德有异的道德规范。为此，他们一方面尖锐批评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另一方面大胆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
龚自珍用犀利的笔调对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少廉寡耻进行了揭露，他指出：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士大夫道德堕落的严重危害性，说：
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2]
一旦人们都不讲道德，社会将处于“水火之中也，则何以国？”
魏源在揭露社会道德沦落时指出：
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酖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3]
所谓“鄙夫”乃指少廉寡耻，道德堕落之人。魏源同样看到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4]
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而且还指出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龚自珍指出，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积百年之力，以震**摧锄天下之廉耻。[5]
他敢于从封建君主专制中寻找道德败坏的原因，其见解可谓高人一筹。龚自珍的道德思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人的个性。他对封建旧道德压抑人的个性极为反感，强调“私”和“自我”。在他看来，“私”是人本来就有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甚至把“有私”与“大公无私”视为人禽的根本区别。他说：
他很强调人的主观自我意识，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使人们在精神上独立起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