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治佛学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汉魏时代。历朝士夫治佛大体有两类人：一类是研习、发挥佛教义理，调和儒释关系的士大夫；一类是承担译经刻经的文人。在这些人当中，不乏不满社会现实，逃避现世之人。清代治佛的学者代不乏人，清初有王夫之，乾隆年间著名者有彭绍升、汪缙、罗有高，稍后一些的还有江沅等。彭绍升早年精治程朱陆王之学，后皈依佛教，以华严教义阐发净土宗，对清代佛学发展贡献颇大。江沅为其弟子，而龚自珍受佛学于江沅，影响及后代，开晚清今文学家兼治佛学的先河。在晚清，治佛学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佛门居士，如杨文会、郑学川等人，侧重于搜集、整理、刊刻佛经、阐释经义，目的在光大佛学思想；二是立志救国救民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试图从佛学中寻找改造社会现状，实现政治理想的出路，治佛的目的是政治性的。
郑学川（1825—1880），法名澄德，江苏江都人，晚清刊刻佛经的最早倡导者，亦为当时著名居士。他曾在扬州创立“江北刻经处”，又在苏州、常熟、杭州等地建立同类机构，刊刻佛经，光大佛学，为近代佛学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对晚清佛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文会。
杨文会（1837—1911），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自幼读书，不喜举业，曾随家人为避战乱转徙流离于各地。此期他所学的知识十分广泛，“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赜韫之于心”，[36]而于佛典则不甚了了。1864年（同治三年），他在病中得到《大乘起信论》，反复诵读，领悟其中的奥义。以后又读了《楞严经》，更有心得，于是“尽弃向所学，一意以西土圣贤为宗”。[37]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结识了深通佛学的王梅叔等人，时相切磋，因感慨佛经多遭兵燹毁坏，遂决心恢复刻经事业，成立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处初设于南京北极阁，继迁常府街、延龄巷等处。他首先募款重刻方册藏经，自任校勘，又研究造像，搜集古代名画佛像一并刻版流通。1878年至1886年间，他以随员身份跟随曾纪泽等两次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社会政情，在伦敦结识了日本留学僧人南条文雄。在南条的帮助下，他陆续收集到流传于日本而大藏经未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280余种，择要刻印。他编的《大藏辑要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460种，3300余卷，拟陆续刊刻。在他去世前印成2000余卷，对保存中国佛教经典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他也提供了不少密教典籍和注疏，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1894年，他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流传海外。他说：“此他日佛教西行之渐也”。[38]次年，他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赞同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并着手编订佛教教科书相赠，为其回国后“振兴母邦”之用。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印度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杨文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