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存在发展不是孤立的，要受到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就包括统治阶级实行的文化政策。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对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走向关系甚大。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是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志在文化问题上的反映，它与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关系是政治与文化关系的集中体现。晚清时期，清政府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出发，仍然大力奉行尊孔读经、崇儒重道，打击异端思想等既定文化政策。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鉴于西力东侵，儒学衰微，清政府又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企图以西方科技等物质文化来弥补中国封建文化的不足，维持“圣人之道”，对其所行的文化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国家处于“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形势下作出的，使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一、强化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
无论是在鸦片战争以前，还是在晚清时期，清王朝都以尊孔读经、崇儒重道为其文化政策的核心内容。这是它在入关之初就已经确定的基本国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有提倡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兴文字狱，开四库馆等。目的是用儒学的纲常名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把各种文化活动规范在统治阶级政治要求的范围内。至晚清，清王朝仍然以尊孔读经、崇儒重道为文化政策的主干，并且不断予以强化。
嘉道年间，清王朝统治的危机开始暴露出来，整个社会呈现出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许多士大夫便把社会的衰败归结于程朱理学多年不昌所致。时人潘德舆对乾嘉时期程朱理学受到冷落的情况大为不满，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17]潘氏的话说出了不少士大夫的心声，是清朝统治者强化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统治地位的社会舆论基础。从嘉道年间起，清政府开始注意纠正自乾嘉以来奉行的重汉学、轻理学的学术文化政策中的偏颇，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收揽人心，挽回衰势。嘉庆帝重弹当年康熙力倡理学的旧调，命令侍臣在经筵进讲之时，增加讲授程朱理学的内容，做出提倡“正学”的风范。道光帝不仅号召士人多读程朱理学之书，而且还采取了一些提高理学地位的措施。1823年，道光帝采纳通政司参议卢浙的奏请，将清初理学名臣汤斌从祀文庙，排列在明儒罗钦顺之后。他在上谕中说：汤斌“正色立朝，著书立说，深醇笃实，中正和平，洵能倡明正学，运契心传”。[18]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的这种调整，对晚清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咸后程朱理学的复兴便是统治者作出这一文化政策调整的积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