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不怕挫折，不畏艰辛，上下求索，学习他人之长，既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单纯求知，而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贫困受侮的境地，使她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由于抱着这个崇高的理想，晚清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屈不挠、执着追求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晚清国人不断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探索推向深入，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步深化。陈独秀在谈到近代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时作过这样的概括：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18]
在他看来，中国人接受西洋文明最初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学术，其次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最后是伦理道德。这种表述大体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陈天华像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和魏源。他们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仅肯定了西方“长技”的优越性，而且明确了学习西方“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即抵制外来侵略，带有进步性。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重申了“师夷制夷”的思想。后来的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大体上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不过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物质层面，输入和吸收的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经济技术，而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社会科学则比较隔膜。“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种种措施等，大致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实际水平。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开展，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不仅主张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主张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及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政治体制，把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清醒、更理智一些。他们不仅主张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而且还看到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和抵制西方列强侵略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
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体很好，却因为有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后才可以报得仇呢。……他们（按：指西方人）最大的长处，大约是人人有学问（把没有学问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军、海军（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读书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军人亦很有学问）、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哪一项不应该学呢？俗语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19]
应该说，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即中国要反对、抵制的敌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是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高于自己的先进国家。它们的“长技”正是中国发展所亟须的条件。既要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这是一个处理难度很大的问题。陈天华提出的“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可称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对解决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