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给清朝初年以后的中国文化带上一定的封闭性。“天朝上国”的文化意识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天下文明的典范,中国以外的国家是“化外之邦”,中国对于外国无所需求,亦无须向外国学习。基于这种认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不仅把周边邻国视为“番邦蛮族”,而且把东来的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看成“化外蠢愚”,一概拒之门外。尤其在清代雍正、乾隆以后,闭关政策得到严格的推行,中外文化交流愈受限制,几近停滞状态,致使中国人对西方及世界的认识出现了大倒退。在明末清初,徐光启、梅文鼎、王锡阐等开明士大夫对西学抱着欢迎的态度,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15]主张“去中西之见”,吸收西学之长。而时隔百余年后,士大夫们谈西学则如隔靴搔痒,茫然无知。嘉道年间的大学士阮元妄斥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6]。无怪乎在鸦片战争中,当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在天朝国土上呼啸的时候,道光帝还不知道所遇对手来自何方,因何开战。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导致落后挨打的严重后果。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这种变化迫使中国开始与外界接触,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带来新的契机。抵抗外敌战争的一次次失败,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中西文明碰撞后表现出的巨大反差,刺激和震动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新的反思。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大变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要不要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这些就是百余年间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重振中国文化,先进的中国人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求打破封闭、保守的心态,睁眼看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成就,以更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进步潮流,也是包括晚清文化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化所表现出的一种时代精神。它深刻地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与进程。毛泽东同志曾对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作过精辟的说明,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7]
从本质上讲,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在它以往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汉以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明末清初对西学的接纳,都是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兼容性的重要例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自己固有文化的落后,越来越多地把目光移向西学,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而这种学习既不同于明末清初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又不同于汉代以后东土对佛教的汲取,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不仅追求执着,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广阔胸怀和不甘落后、赶超世界先进的民族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