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国家主权上丧失了独立性，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革命屡遭失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都与国家主权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住自己的在华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保持这种状况。它们除了使用武装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阻碍中国独立，还从文化上进行精神麻醉。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40]晚清时期的帝国主义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只有一点，即带有明显的奴化性、殖民地性。如一些来华传教士十分热衷于介绍科学和办教育，实际上在他们宣传的科学中夹杂着宗教的私货。他们办的学校只是传播宗教的讲坛，目的是在讲科学、办教育的旗号下，向中国人灌输宗教意识，用上帝、基督精神从心理上征服中国人。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成中华教育会，强**会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必须贯穿宗教精神。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说：“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一旦二者分离，学生“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魔鬼、圣贤和祖宗”，将使中国陷于“崩溃”。拯救中国之道是宗教和科学的结合。韦廉臣还举例说明如何在数学课上贯彻宗教精神，做到宗教与科学的具体结合。他说：“在这种场合，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数学是上帝一切活动的基础。……我将指出数学是创造论的基础，依据它而形成一切事物。可以论证：一是存在着一位上帝的意志；二是人类是由这个意志的形象所创造，因此能理解、表达和阐明上帝的思想。”他还强调：“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何把它来建立。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于他们。［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净化和提高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将失去一切。”[41]用西方的上帝征服中国青年学生的精神，这就是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的目的。奴化性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办学校如此，办报纸、吸引留学生、办医院等各项文化事业无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中出现“援儒入耶”思潮，从过去主张以耶稣排斥孔子，转而宣传“耶稣加孔子”。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向半殖民地变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流合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二者的文化联系也愈加密切。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说教、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在传教士看来都是可利用的因素，予以吸收。这就导致了“耶稣加孔子”的必然结果。在传教士的心目中，耶稣与孔子有相通之处，可以共处一体，但二者绝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耶稣高于孔子，基督教胜过儒学。以鼓吹“耶稣加孔子”著称于世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一方面肯定儒学“以圣人之道理为心性之功夫”，可“与耶稣之教相表里”；另一方面又认为：“儒教论人，祗在世上之暂时离去上帝，耶稣教论人，则在永远之生，由上帝而来，使之归于上帝，是以略有差别耳。”[42]在他看来，儒学的道理只能管人的现世，基督教的道理却能支配人的生前死后，现世来世，远比孔学高明。“耶稣加孔子”只是一个幌子，骨子里却是扬耶抑孔，以耶稣凌驾于孔子之上。其实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政策在宗教文化上的体现。
